范炬炜:中国建设史上的光辉一章

开头语

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秘书长何民权 2021年 5月 5日发给我的好消息:“王老,这是我看到的2011年5月28日《解放军报》记者范炬炜采访您的文章《中国建设史上的光辉一章》。”

《解放军报》记者范炬炜(大校)2011 年 5 月 24 日下午在四川省军区政治部孙绍建、赵书平陪同下到成都家中采访我。将近 10 年了,我第一次看到了报道,我配上与他们合影照片,将范炬炜佳作发给同志们看看。

王春才 2021 年 5 月 9 日

中国建设史上的光辉一章

——访原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办公室主任王春才

本报记者范炬炜

人物名片:王春才1965年起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国防工业办公室、四川省国防科工办从事三线建设规划实施协调工作,1983年任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规划二局局长,1994年任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办公室主任,1997年退休。

记者:“三线建设”这个词现在的年轻一代已感到陌生,您能否给出一个准确的解读?

王春才:三线这个概念出自毛泽东主席的战略构想,他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后方三类地区,分别称之为一线,二线和三线,其中划定的三个范围指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腹地。三线建设的重点在8省1市,即云南、四川、陕西,贵州,甘肃全境以及河南,湖北,湖南的部分地区。在当时要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式下,这些地区是较为理想的战略后方。20世纪60年代,党中央从战略需要和国家建设的长远布局考虑,决定开展大山县建设,这是一副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是中国建设史上光辉的一章。

记者:当时三线建设的领导机构是怎样设置的?

王春才: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非常关心,亲自过问三线建设的重大问题。如对重中之重的攀枝花钢铁基地开发建设,毛主席说过一句,激励了无数建设者工作热情的话:“不建好攀枝花,我睡不好觉。”中央决定,由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主持三线建设的日常工作,薄一波副总理和罗瑞卿总参谋长协助并相应成立了西南、西北、中南3个三线建设委员会。其中,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任主任,陈子华、闫秀峰,彭德怀、钱敏为副主任。彭德怀同志在被罢官6年后,以68岁高龄只身上任。他在一年多时间里,跋涉4000多公里,走了西南地区几十个县市,几十个工地。

记者:作为当时全党工作重点,三线建设的场面一定非常宏大吧?

王春才:1965年初,党中央一声令下,从全国各地抽调的铁路、矿山、冶金、化工、核工业等专业技术人员和职工及铁道兵工程兵指战员迅速开赴三线地区。当时有这样一句口号:“好人好马上三线”。数以百万计的建设者汇集到千百万沉睡的山沟里,最高峰时超过400万人,最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军工程兵铁道兵被称作世界奇迹的成昆铁路,就是他们用血汗和生命铸成的丰碑。

记者:建成后的总体情况呢?

王春才:大规模的建设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共建成大中型骨干企业2000多个,重大科研基地数十个,并相应安排了配套项目。国防军工生产能力占全国一半以上。在不发达的内地发展成攀枝花、十堰、德阳等30个新兴工业城市,连通成昆、湘黔、湘渝、焦技等十条干线铁路近5000公里,整体形成一个规模庞大,门类齐全的后方工业基地。基于当时保密要求,三线建设长期罩在神秘帷幕里,后来我们国家原子弹、氢弹爆炸,战机、火箭、卫星飞船上天,战舰、核潜艇下海,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些事件与三线建设的直接关联。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三线工业是如何调整发展的?

王春才:1983年,国务院针对三线军工提出了“调整改造,发挥作用”,八字方针,三线人开始走上“保军转民”的二次创业之路。国家有计划的进行了三线调整,把部分困难企业从交通不便、信息不通的环境中解脱出来,发挥优势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取得良好效果。当前党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为三线企业提供了施展身手的大舞台,一批三线企业迅猛发展,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总之,三线建设是我党老一辈革命家的伟大战略决策,他开拓了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建设新局面,为国家今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还给后人留下了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巨大精神财富。


2011年5月24日下午,北京解放军报范炬炜记者(大校)在四川省军区政治部孙绍建,赵书平陪同下,采访原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王春才(左),在客厅合影留念。赵书平摄


2011年5月25日下午,星期二,四川省军区政治部孙绍建(右)、赵书平同志(左)陪同北京解放军报记者范炬炜(大校)采访原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王春才。在客厅合影留念。王春才摄


2011年5月24日下午,四川省军区政治部孙绍建(右)陪同北京解放军报范炬炜记者(大校)采访原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王春才(左)。在客厅合影留念。赵书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