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庆杰:煤海深处军旗红(纪实文学三)

07

我叫于万春,1943222日出生于吉林省白城市。1952年父亲工作的调动去了辽宁省抚顺市。1958年考入抚顺煤矿技术学校,两年之后毕业分配到抚顺矿务局胜利煤矿。后在辽煤第二工程处、煤炭部第14工程处、原铁法矿务局建井处、大明煤矿工作。

1966年初,地处祖国西南贵州的三线建设急需施工队伍,特别是搞煤矿基本建设、专门能打煤矿竖井的队伍更是奇缺。所以,煤炭部决定调我们去支援。同年328日,我们动身前往贵州。一路上走走停停,直到46日才到达安顺火车站。下车后又换乘汽车到普安县住一宿,再换车才到达盘县的老屋基煤矿。

下车一看当地的条件非常差。当时我们住的是竹笆抹泥当墙、油毡盖顶压砖头的屋子。吃的饭菜缺肉、少油,一时间不适应,拉肚子是常事。周围甚至没有像样的道路,都是我们刚到就自己动手修路。转眼到了5月中旬,由铁道兵选派的建军骨干到了矿区。说是根据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和中央军委、国务院的文件精神,要将施工队伍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紧接着单位就开始了整编动员和准备工作。整编前,我们集中训练了两个月,包括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纪律条令》和《内务条令》。提高了大家的军政素质,为了从工人到军人的过度先打好基础。

196681日,我们去盘县的瓦窑厂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第41支队建队授旗典礼大会。会后,我被分配到41支队402大队安修中队。当时,我们中队的工作任务,主要是负责建井前各种设备、设施的安装、大件设备的起重和吊装。建军初期,我们还担任过营房和简易房舍的扩建等任务。在安修中队我一干就是三年,曾任一排副排长到排长。1969年末,我调入2区队10中队任副队长、19719月任队长。

我们10中队是运转队,主要负责井上下四大机械设备的正常运转,从井口到掌子面风水管路的运行,包括工作面耙斗机械的正常使用等等。我带领最多时240人的队伍苦干、实干加巧干,积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记得每次下井到工作面维护设备,大家都是顶着巷道顶板上的淋头水干活儿,但没有一个人退缩。从而保证了矿井施工的正常进行,为此我多次受到大队的嘉奖。回顾到贵州盘县参加三线建设的8年多时间里,过春节我没回过一次家。我们中队的干部和战士能走的开的,过年都曾轮流探亲过年,唯独我坚守岗位陪伴中队的战士们一起过春节。其实,当时我觉得这是我们当干部的起码应该有的境界。

在保证中队完成施工任务的同时,我发动官兵们利用休息时间搞小开荒种菜和自己养猪,达到了改善中队伙食的目的。生活好了,官兵们的士气也就更足了。

另外我们经常组织人力到驻地去支农。春天帮种地,秋天收庄稼,年年都坚持。同时,我们逢年过节的,都会和当地老百姓互相走访慰问,建立了良好的军民关系。

19744月末,我们完成了在盘江矿区的建设任务,从盘县的红果站上车撤离驻地。军列一路北上,于52日到达了新的战场——辽宁省铁法矿区,继续为祖国的煤炭事业奋战,直到19835月部队撤改。我先后在煤炭部二建公司、后并入原铁法矿务局工作。20033月退休。

回想起当年的三线岁月,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当年部队生活、工作环境和条件的艰苦及在那个年代我们在部队结下的战友深情!记得20101211日,广东潮州籍战友入伍40周年纪念联谊活动,我作为他们在部队时的首长代表应邀参加并登台讲话。活动中,战友们畅谈当年在三线建设中经历的点点滴滴,挥泪表达多年的离情别意,同时也抒发着在当年艰难岁月里为祖国煤炭工业奉献青春的无怨无悔!

 

08

我叫张胜利,19451125日出生于山东省桓台县索镇乡。当年也许是父亲参加了抗战,而且日本刚投降咱们胜利了,所以才给我取了这个名字。因父亲随部队南下,后来我跟父亲去了杭州上学。于19583月我初一时又随父亲回到了原籍。初中毕业后,19608月,我们家再次随父亲和1000多人支边到了辽宁省北部的铁法矿区。后来参加工作,我被分配到铁法煤田开发处大明4号井钳工班当学徒。1965年我被抽调到辽煤基本建设第二工程处工作。但很快我在铁法的工作就结束了。因为地处西南三线建设的盘县煤矿开发建设急需施工队伍,而我们单位就在被调遣之列。

19662月,我随单位一批近300人的队伍,由冯福纯副处长带队成建制前往贵州。我们从沈阳乘坐闷罐车经北京、汉口,到安顺下火车。一周后换乘汽车,途中在晴隆、普安两县各住一晚,第三天到达盘县老屋基矿。我被安排在煤炭部第14工程处保卫科工作。5月份“工改兵”工作开始后,我去了整编办公室。

196681日,我荣幸的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第41支队建队授旗典礼大会,正式穿上军装成了一个兵。入伍后很快我入党、提干,在402大队政治处保卫股当排职干事。直到1971年改行到402大队机修中队任副中队长、队长;1976年元旦后,我们从老屋基车站上闷罐车奔赴东北辽宁省铁法矿区。曾先在机电股、工程股、安修区队、二区队工作。1983年部队撤改后继续在矿区工作,200512月退休。

我在贵州盘县10年的经历中,真有一些至今难以忘却的记忆值得回味。

当年去贵州的时候,我20岁出头年轻气盛非常高兴,可当我去了贵州一个月后,父亲不放心我也报名去了贵州。后来他看我当兵了也就放心了,加之身体不好一年后离开贵州又返回了东北。我妻子是1969年带着两个孩子去的老屋基矿,她一直在部队服务社售货。两个孩子在当时的部队子弟学校读书。他们虽然在贵州只有六七年时间,但至今仍对哪段岁月念念不忘!

记得刚到老屋基矿工地时条件非常差:住的是竹耙墙、房盖上钉油毡纸的简易房,睡的是大通铺;早晚洗脸都没地方,就排队去拖长江边洗,回来照样唱首歌儿再吃饭。因为我一直在保卫部门工作,与当地老百姓打交道的机会比较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的军民关系非常好。农忙季节我们都去支农,啥活儿都干;天旱时我们部队安装水泵为农民浇地;逢年过节当地百姓都来部队慰问,送牛、送羊,我们给钱都不要。经我们再三解释部队有纪律,每次都是推三阻四才勉强把钱交给他们。而为了部队修训练场地和篮球场,老百姓自愿将自家的老坟迁走整平,真的令人很感动。

我虽然一直在部队保卫部门工作,但只是岗位性质不一样。我们的工作就是为部队的正常施工、生产、生活保驾护航。记得文革期间,有一次来了3个北京学生到部队搞串联。他们分头动员战士们停止生产走出去参加运动,。对此,我们保卫部门派人分头跟进,他们讲串联、讲运动、讲造反闹革命。我们就给他们讲三线建设的重要性、讲停工停产的后果、讲部队的特殊性等等。半个月后这3名串联学生终于被劝离了,从而稳定了部队的军心,把对施工和生产及生活的影响减少到了最小的程度。

记得就在矿井建成移交前,由于地质构造因素,井筒上部出现错位迹象,急需进行二次加固对接,否则矿井难以正常移交而直接影响煤炭生产。为此,煤炭部领导亲自点将仍然由部队施工,并要求在一个月内完成任务。时间紧、任务重,来过不少地方的技术人员和老工人都说这绝对不可能!但我们部队立刻组织精兵强将,发扬敢打硬仗、能打硬仗的传统,采取换人不停工、班班干满点、人员轮流、交叉施工等方法,仅用了21天时间,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提前9天顺利圆满完成了任务。不仅受到了各级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一致好评,而且还荣立了集体二等功。

说实话,在离开贵州到辽宁这几十年的日子里,我和我的家人还时常会想起和说起我这些年的种种往事。因为,我从“工改兵”再到“兵改工”;从西南的盘江矿区再到东北的铁法矿区;从年仅二十岁,到如今两鬓染霜,在煤矿经历过的那些记忆,是深藏在心里的,真的令人难以忘却!

——“工改兵”无疑曾是我国工业发展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名称,一个绝无仅有的庞大人群。基本建设工程兵41支队建队授旗当天有13368名官兵,除建军骨干外基本都是“工改兵”。而此后经过3次扩编,煤炭部队共4个支队兵员达71400之众,其中“工改兵”也占有很大比例。所以说,是历史和那个时代选择了他们,让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特殊的名字——“工改兵”。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经历了“从穿军装的矿工,到脱了军装还是矿工”的过程,也注定了一生都与煤炭工业有关。他们无论在军营17年里部队承建的各项施工任务中,还是在部队撤改后转业到矿区的工作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学生兵”的故事

 

01

52年前,有这样一对青年男女,他们在同一个学校学习同一个专业,毕业时校方同时征求他们的意见,是否愿意一同留校工作?他们二人不谋而合同时拒绝留校,一心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就这样他们去了“三线建设”主战场之一的贵州省盘县特区。而且,很快他们就一起穿上军装,同时成为了一名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战士,也成了当时为数不多的“学生兵”,开始演绎他们平凡而精彩的故事。

我叫汤群,19461128日出生于陕西。19637月初中毕业后考入陕西铜川煤炭技术学校。196668日毕业时,我们本届有160多名毕业生全部服从煤炭部统一分配,我和同学陈冬梅(女友)被分配到了贵州省盘县特区山脚树机修厂。

19667月,刚到部队不久的我们,便参加了驻盘县的基本建设施工队伍“工改兵”。81日,我们正式穿上军装,成为基本建设工程兵41支队48分队,即修理中队的一名战士。短短两个月,我和女友陈冬梅由学生变成工人、再变成解放军战士,实现了年轻人渴望当兵的梦想。

记得当时盘县矿区指挥部除电厂、小井开发处,44工程处和95工程处之外,属下的7个工程处及附属单位全部改编为基建工程兵第41支队,时称“建字41部队”。我当时所在的48分队,是由山脚树机械修配厂改编而成,主要承担盘县整个矿区的机械安装、电路架设及修配等任务。作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终日冒着严寒酷暑,不怕苦,不怕累,不讲条件,不计报酬,全身心投入矿区基本建设。而且我们一干就是四年!那段经历固然难忘,但让我最难忘、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在贵州三线建设期间,曾为彭德怀老总推了一次车。

那是一天正值部队吃午饭时,我们刚刚拿起碗,突然紧急集合的军号声响彻营区上空,我们全体指战员立即放下手中的碗筷,拿起工具列队集合直奔出事地点。

当我们赶到时,只见靠近山脚树营区这边的公路上一排停了很多小汽车,因道路不通,车上的人员都已下车在车旁等待。这时我无意中发现唯独一位老人坐在车内没有下来,心里有点纳闷儿。他是谁?为什么没有下来?连长一声令下,我们立即投入到清理道路塌方的战斗中。由于天气炎热,大家的衣服很快被汗水、泥水湿透了。经过2个多小时的奋战,很快清理出了一条仅能通过一辆小汽车的路面。部队首长命令我们把停在路旁的小车推过去,我同战友们站在车的两旁和后面,喊着号子,奋力推车。车子一辆接一辆被安全的推过滑坡、塌方路段。当时每辆车上只留一名司机掌握方向盘,其余人都下车了。奇怪的是我们看到只有一辆车内除司机外,后面坐着一位老人。小汽车都推过去后,营首长问我们:“你们知道没有下车的人是谁?”大家齐声说:“不知道”,营首长告诉我们“他就是我们敬爱的彭德怀老总”。我耳旁立即闪现出毛主席对彭总的一句赞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当我回头想再看一眼尊敬的彭老总时,车队已向远方驶去。

后来我们才知道,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在贵州盘县召开六盘水地区综合规划会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程子华、彭德怀等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程子华,彭德怀等视察了盘县矿区,在月亮田煤矿,彭德怀在听取月亮田、老屋基、火烧铺、和土城4处矿井的设计与施工情况汇报后,高兴地说:“好。运用毛主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搞煤矿建设,这个办法好!路通、矿成,攀钢用煤不发愁了。”为彭老总推车这件事儿虽然已过去50多年了,但真的让我终身难忘!

我于1969年同陈冬梅战友结婚,19704月离开部队后到原水城矿务局工作 ,一干就是37年。我从基建工程兵41部队一名普通战士,逐步成为一名共青团干部。197212月起,我历任水城矿务局老选厂团委书记、矿务局团委书记、水矿教育实业集团党委书记,20071月退休。

  回顾我们过去50多年的月,我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我们的孩子都留在了贵州)。现在的盘江矿区和六盘水建设得这么漂亮,与我们当年付出和奋斗是分不开的。最让我感动和自豪的是,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我们——201924日,农历大年三十上午,我和妻子陈冬梅有幸登上了中央电视台13频道“一年又一年”栏目。节目以《两代“三线人”的团圆饭》为题,报道了为支援西北三线建设从江南去了甘肃的父亲,与我们分别5年后第一次在贵州过团圆年的故事。在4分钟的时间里,我们有机会代表当年160名“学生兵”和千万三线建设者说了心里话。回顾了参加盘江矿区建设时,为保证攀钢用煤过春节加班加点不放假的点滴往事。我面对全国观众说:“我们来大西南50多年了,我们用青春和汗水守护着这片土地。这里虽然不是我们的故乡,却永远是我们的家”!

    我叫陈冬梅,1945年出生于陕西铜川,1966年毕业于铜川煤炭技术学校,当年与同学汤群(男友)被分配到贵州省盘县特区山脚树机修厂。投身到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洪流中,因此与六盘水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党中央号召全国各地调动一切力量支援“三线”建设,当时的口号是“好人好马上三线”。在祖国的召唤下各行各业大批技术骨干、青年学子组成的百万大军,从祖国四面八方涌向祖国的大西南。196668日我们离开母校,毅然走出家门,第一次离开父母、亲人,登上南下的火车。那时我们都20来岁,天真、无邪、奔放、活力四射,大家一路高歌:“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正是这首歌伴随着我们度过了“三线”建设初期最艰苦的岁月。

我们一路辗转、劳顿,最终来到贵州省盘县。当时的盘县土地贫瘠,人烟稀少,虽然建国已17年,但当地群众的生活十分清贫。见我们到来,他们三三两两聚集在一起用惊慌、怀疑的目光审视着我们。在随后的日于里,我们才慢慢了解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当地老乡住在用茅草搭起的小“屋”里,“屋”内空空荡荡,四面透风通亮,只有“屋”中央用石头垒起的小火堆给这个“家”增添了一点生机和暖意。全家人围火而坐,火堆上烧烤着土豆,这就是全家人常年的口粮。火堆上方架一口铁锅,锅内煮着野菜和少量玉米糁儿,锅的上方吊着一个用布缠裹几层的盐袋(当地老乡称盐巴),每当锅里的“饭”煮好时就将盐巴袋拉下来在锅内转两圈,这便是最好的调味品。据当地老乡讲,解放初只要谁家有十斤盐巴,就是最富有的首户(就是当时我们食用的盐,当地还买不到,要到昆明、贵阳去买)。一家人没有一件完整像样的衣服……整个盘县只有一条通往城里的土路很窄很窄,晴天灰蒙蒙,雨天泥浆浆。一年有一多半时间都在下雨,阴冷、潮湿,冬季天下着我们从未见过的冻雨……

我和同学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下被留了下来,也正是从那时起与盘县结下了剪不断的情结。回忆当时,我们也曾痛哭过、懊悔过、甚至彷徨,毕竟我们当时还是孩子,涉世太浅。可喜的是,我们最终战胜了自我,拼上青春和一腔热血留了下来,留在了盘县矿区!

我最为兴奋和终生难忘的是,我们这批同学经过层层政审,从715日陆续穿上军装,并在196681日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字41部队的一名战士。我们在盘县瓦厂召开的部队成立大会上一片欢腾:“入伍了,我们当兵了……”那一刻的兴奋、激动令我至今难忘!我们部队当时主要承担盘县矿区矿井和地面建筑、道路交通施工,包括当时的火铺、老屋基、月亮田、土城等4对矿井的基本建设。我和爱人汤群被分配到41支队48分队,是由山脚树机械修配厂改编而成,主要承担盘县整个矿区的机械安装、电路架设及修配等任务。从那时我俩携手渡过了三线建设初期的最苦岁月,其中的酸甜苦辣至今仍记忆犹新。

作为一名军人,服从命令是我们的天职,首长一声令下,接受任务,毫不含糊,坚决完成任务是必须的。记得有一次上山放线,为了完成任务,我不得不将几十斤重的电线背在肩上上山。却不小心半路随着电线一同滚下山去……

每天一身泥,一身汗,军装都浸透了,碰破皮、流点血、受些伤是常事儿。大家一起将成吨的电线、铁塔支架架在了矿区的崇山峻岭之间。那时真是少年不知苦和累,年轻就是我们的本钱。当时我们的口号就是:“召之既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首长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向哪里,无怨无悔为祖国三线和矿区建设奉献青春和热血是每个官兵的心愿。

当时施工急需的大批材料、设备、物质都要尽快运到施工现场。但运输工具奇缺,加上道路不通。怎么办?一句话:“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当时的材料、物资、设备全部靠每个指战员手提、肩扛,用最原始的办法,运到矿井、厂房施工现场。回忆当年的劳动场面,至今仍让人激动不已。

一天的劳累过后,晚上大家回到营地钻进自己动手搭建的干打垒、茅草棚或油毡棚内休息。我们住的都是二三十人的大通铺,即使已婚的夫妻也同样分开住进工棚。那时没有洗澡的地方,热水很少,大部分都用冷水。记得我们驻地下方不远处有一条拖长江,那里成了大家经常洗漱的唯一去处。

施工间隙,我们还不定期地搞夜间拉练和紧急集合。因为很多战友都是从企业、学校来的,但作为一名军人,必须接受部队的各种训练,以提高大家的军事素质。记得有一次夜间拉练,天下着大雨,但大家谁也不掉队。战友们全身都被雨水、汗水湿透。回连队后,炊事班早已为我们每个参训人员煮好了姜汤,一碗姜汤下肚,一夜的辛苦冲跑了!

在部队白天吃饭、出操是以班为单位。餐桌是用木板钉的,每顿饭是用一个大箩筐装着,菜分装在两个大盆里,官兵一致,共同进餐。白天大家干的是又苦又累的体力活,夜晚睡的是大通铺,人人平等,没有特殊化。现在可能有人会问,我们当时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一句话,每个人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早日建好“大三线”,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睡个安稳觉。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要问生活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要问工作累不累,比比革命老前辈。”当时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每天无论是饭前,还是学习、训练中,大家都会高唱歌曲。我们最爱唱的一首歌还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是这首歌给了我们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战胜各种困难的决心和勇气。人人争当排头兵,争当“五好”战士,苦活累活抢着干,没有一个人甘愿落后。当时,我们常年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没有报酬,也从未想过将来树碑立传或青史留名!大家都把祖国的需要当成自己唯一的选择。一旦选择,就无怨无悔。

在部队的近5年时间里,我曾被抽调到支队文工团(当时称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作。这支宣传队主要任务是根据支队首长的意图和要求,编排各种官兵们喜闻乐见的节目,歌颂各单位的好人好事,传播毛泽东思想。记得当时全体队员千方百计把党中央和部队首长的精神、意图以最快的速度传达给每一位指战员,这就是我们的职责。为此,我们宣传队的足迹可以说是踏遍了盘县矿区的山山水水,走遍了所属各个大队的驻地和地方企业及乡村。

19695月同汤群(同校同学)结婚,19744月从部队转业分配到水城矿务局老鹰山选煤厂,后又被调到水城矿务局机关、运销处、纪委、公安处、工会等部门工作。直至19988月退休。

50多年的风风雨雨,我们见证了盘县矿区和六盘水的巨大变化。我们41部队从建队到奉命分批外撤,10年间我们的数万官兵,完成了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我的一些同学,为了矿区建设把忠骨留在了曾为之奋斗过的土地上!我一直相信历史不会忘记我们! 201924日,农历大年三十上午,我和丈夫汤群有幸登上了中央电视台13频道“一年又一年”栏目。在节目中,我回忆了当年为和在西北三线企业的公公过一个团圆年,在汤群工作忙走不开的情况下,我拖着怀孕的身子,历经7天、倒车8次、往返4000多公里接回了公公。我们分别5年后终于过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团圆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