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8月14日，带着支援“三线建设”的理想，我坐火车从上海出发，到遥远而陌生的贵州省遵义市。这一天，和我同一列车去遵义的，还有上海电器公司派到长征电器基地筹建处革命领导小组任主要负责人的朱文源同志和上海变压器厂的陈锡荣、陈美君夫妇。那时因为湘黔铁路还未通车，从上海到重庆的火车要经过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五省，火车在途中运行了三天三夜，到达遵义已是8月17日早晨了。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我到遵义工作、生活已快四十年了。刚到遵义时我才25岁，而今，我已年逾花甲了。作为一名上海支内职工，和许多内迁人员一样，经历了长征基地从创业到改革的漫长岁月。可能因为自己为长征基地的创业付出过热血和青春的原故吧，所以对那段艰苦创业的岁月和同时期支内到遵义的战友们，总有一种不可言表的情怀。长征电器风风雨雨四十年，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值得回忆的事情很多。但是，在长征基地筹建创业的岁月中，有两件事不需要特别的记取也不会忘记。
一件事是支农。记得那是1969年的9月，我到长征基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一天，基地筹建处革命领导小组钦保太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去参加完成一项支农任务，就是帮助基地所在地附近的高桥公社（现为高桥镇）六井生产队搞抽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保证粮食稳产高产，修建一个农田提灌工程。为了在短时间内完成这项支农任务，在基地钦保太等领导的亲自协调下，组织了一个支农突击队，由我担任突击队队长。我接受任务后，按照工程的要求，首先从各厂物色了精通这方面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共8人。时间虽然过去了近40年，但有些人的名字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如水电工刘松山、管道工钱洪祖、还有那个刚跨出大学校门的董玉祥等，个个身强力壮，都是这支队伍里的骨干。这个工程实际上就是用水泵把山洞内的暗河水抽出来，通过管道把水送到山坡上的农田进行灌溉。整个工程量很大，我们得把山洞扩大，容得下人把材料、工具搬进去，确定取水深度、流量后，才能确定安装合适的水泵和管道。六井生产队所处的地方自然条件极差，一眼望去除了山还是山，再有就是坡地、乱石、荆棘和那些赤着脚满山坡跑的小孩。通往山外的唯一的一条小路，是印着深深的牛蹄印和大大小小的人脚印的泥泞小道。这对施工带来了许多困难。首先我们要将水泵、设备、材料，还有很重很粗的生铁管子从山外面的公路搬运到六井生产队队部。生产队到公路边的小路弯弯曲曲、爬坡下坎，大约3公里左右。在当时没有任何搬运设备的条件下，这可不是一项简单的劳动。我们大家在困难面前没有畏缩，鼓足了劲，与生产队农民一起肩扛手抬，花了5天时间，把工程所需的物资、设备运到了施工现场。然后，按照施工程序，分工合作进行了紧张的排管道、修建配电房、安装变压器、拉接电线、调试水泵等一系列的工作。为了抓紧工程进度，大家连续作战、齐心协力、艰苦奋斗，吃住在工地上。在施工过程中，基地领导经常亲临施工现场指导工作，解决工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经过一个多月时间的日夜奋战，终于胜利地完成了这项支农任务。当从山洞中抽出的水顺着管道流进沟渠、流到农田的那一刻，我们和在场的农民群众一样，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小孩们一群一群地戏水玩耍。
临走的一天，生产队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想方设法烧了一桌我在上海从未吃过的贵州农家菜，弄了几斤包谷烧（包谷酿制的老酒）来款待我们。事后，高桥公社又给基地赠送了锦旗表示感谢。后来，在基地扩建需要征用高桥公社土地的时候，他们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我想，这大概就是毛主席所教导我们搞好工农关系的深意吧！长征基地在这件事上支持了农民，方便了自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件事是1974年的8月，带领车队到广西去转运水泥。这一年，基地虽然已经有7个厂部分建成投产，但是，八厂、十一厂、成套厂、子校、医院的基建和投产厂的扩建任务仍然相当繁重。建筑材料缺口很大，尤其是水泥十分紧张。当时，由于贵州省的水泥厂生产能力有限，内迁建设企业较多，省里分配了水泥计划指标，汽车去厂里排队也经常拉不到水泥。针对当时情况，基地领导及时决策，决定派人去广西联系水泥。几经周折终于在广西柳州、金城江、巴马、南丹等地的水泥厂联系到一批水泥，大约有300多吨。这些水泥厂同意提供水泥，但运输要我们自己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基地决定组织一支车队去广西转运水泥，从各厂抽调了16辆载重4吨的解放牌货车，挑选了22名驾驶员、4名修理工、1名后勤人员，组织上明确由我和邓凤瑞同志负责车队工作。参加车队的驾、修人员有杨俊发、康友良、胡成龙、郭吉、顾天尧、郑引源、侯龙根、秦学礼、张晓凯、吴绍光等人，吴强囡负责后勤工作。车队出发的前一天，基地分管基建的革委会（这时基地已成立革委会）领导钦保太同志专门召开了车队全体人员动员大会，并代表基地革委会给大家交代了任务，提出了要求。会后，各出车单位，根据基地的要求做了充分准备；我们将16辆货车从1号到16号编排了行车顺序。其中有一辆车是专供保养与供给所用的，车上装满了汽油、轮胎、汽车配件和维修工具。车队一大早就准备出发了，临行前，基地革委会主任朱文源同志又亲临车队与大家话别，提出了要求，希望大家注意安全，克服困难，圆满完成这次运输任务。然后目送着我们这支远征车队浩浩荡荡地离去。
我们车队在广西的集合点设在金城江，这里是车辆的维修保养、人员休整集中地。遵义至金城江的路程有500多公里，全是翻山越岭的曲折公路，地无三里平一点不夸张。有些路段两车相会是无法通过的；有些弯道不倒一二次车便转不过弯来；有些路段的危险边缘用石磴拦着，下面是数十丈的深谷或超过了60度的陡坡，坐在车上都让人提心吊胆。我们起早贪黑地跑了两天的时间才到达金城江，一路上，我一直为大家的安全担心，为驾驶员同志们捏了一把汗。
8月的广西，天气十分炎热，有的同志身上长满了痱子，痒得难受。为了完成任务，同志们都顾不上这些。白天冒着高温，驾车天天奔驰在崇山峻岭中，行程200余公里。车队的任务是把广西各相关水泥厂的水泥拉到贵州独山货运站，再从独山火车站装车转运到遵义。从广西最远的柳州水泥厂到独山火车站，来回一次要跑四五天；最近的金城江水泥厂，来回一次也需要两天时间。山间的公路多是坡陡、弯急、险象环生的泥石路面结构，碰到下雨，路面湿滑，行车十分艰难，驾驶时必须高度集中精力，一次跑下来十分疲劳。晚上休息时又要遭到蚊虫的叮咬，由于劳累和休息不好，有的同志去广西不久就病倒了，大家的情绪有些低落。正在这个时候，朱文源同志又到车队来看望大家，送来了组织上的关心和慰问。领导的重视与关怀，激励了大家的干劲，鼓舞了大家完成任务的决心，同志们又精神饱满地战斗起来。
就在朱文源同志到达金城江的当天，我们的一辆车在去巴马的路上出了车祸。接到通知后，我赶紧从南丹跑去处理，幸好驾驶员受伤不重，在当地车辆管理部门的帮助下，费了些周折，花了近半个月的时间才处理好这起事故。我没有见到朱文源同志，只接到他从金城江邮电局打来的一个关心问候的电话，表示了他对我工作的信任。
由于我们有的驾驶员对山区道路行车不适应，行驶山路的经验不足，所以没过几天又出了一次较大的安全事故。两次事故减少了两辆车的运力，影响了运输任务，同时也给部分驾驶员带来了思想压力。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坚持一手抓运输任务，一手抓安全行车。特别是对安全行车问题，我们在认真总结了两次事故的教训后，采取了一些具体的安全措施：对体质较差的、缺乏山区道路驾驶经验的驾驶员及时进行了调整；在出车前对驾驶员进行安全提示；在具体分配任务时，根据路程长短、道路好坏做到合理安排、适当调整。其次是加强了车辆检修，要求修理人员加强对车辆的维修保养，坚决杜绝车辆带病行驶。在生活上，我们要求负责后勤的同志，想方设法让大家吃好、住好、休息好，保证驾驶员有充足的精力驾驶车辆。我和老邓则经常主动倾听大家的意见，关心大家的生活，从而激发了大家的工作热情，坚定了完成任务的信心。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两个月的辛勤劳动，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保证了基地基建水泥的需要，加快了基地基本建设的步伐，受到了基地领导的表扬。
俱往矣。长征公司（后基地更名）今天的年轻人不知昨天的故事。而我却永远不能忘怀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和那些为之倾情奉献的战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