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0日，贵州忆三线文化有限公司组织了贵阳人防科普教育体验馆第六场三线大讲堂暨文艺汇演节目表演贵阳人防科普教育体验馆第六场
《我的父亲吴荣正将军与贵州三线建设》
今天很高兴来到贵阳人防科普体验馆，参加第六场三线大讲堂。可以说，在人防防空洞内设立三线大讲堂，这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活动。
在参加这个活动前不久，看到航天凯山基地性情中人群发表的《开国少将吴荣正与凯山基地建设》一文，还有耿锐、沈均老师写的《航天黔北基地建设初期的回忆》等文章中都提到我的父亲，感到万分高兴和欣慰！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我的父亲吴荣正将军与贵州三线建设》。
我的父亲吴荣正是1932年参加革命的四川红军，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无数次的战役战斗，在残酷的战争中九死一生，战功赫赫，曾先后身负十一次重伤。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1960年我的父亲从北京高等军事学院毕业，奉令到贵州省军区任副司令员、贵州省委常委，并兼任贵州省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
60年代初期正是国家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当时国民经济呈现全面好转的势头。然而，世界并不太平，应付战争危险、准备打仗这一关系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进入了党中央最高领导层的议事日程。毛主席明确提出：“要准备打仗”，立足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还说，三线不建好他睡不好觉，成昆铁路不修通，他就骑着毛驴到攀枝花去。
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中国以加强国防为中心的战略大后方建设，是国防建设和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线建设的实施，为增强我国国防实力，改善生产力以及中国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做出极大的贡献，铸造了伟大的国防科技。
贵州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当时的061、011基地，都是航空和航天的重要工程，那时候的三线建设工程，基本是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我的父亲在分管国防工业工作中，十分关心基地的建设，整个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不顾伤残多病，翻山越岭，亲临现场勘察，指导和参与基地的选点工作。为推进和完成落实大三线重大国防战略贡献了全部力量。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的母亲高秀茹回忆说，父亲那时成天在大山里钻，有时十天半月不能回家。他的工作是保密的，虽然从不说工作上的事，但看到他那拖着疲惫的身子，坚持的工作精神，我的母亲对父亲的工作既理解又心痛。
我的父亲吴荣正为推进和完成贵州省军区建设、人防建设和国家负予的战略性国防三线工程项目及战备建设工作中，殚精竭力，呕心力血，以伤残之身驱忘我工作，为落实大三线重大国防战略贡献了全部力量。
1973年10月因病在北京逝世。同年10月，经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家民政部批准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原国防部长张爱萍题诗一首，悼念我的父亲：《折柳枝》——悼吴荣正同志年少上征途，举起镰刀锤头。战斗毕生尽瘁，甘为孺子牛。痛华年早逝，丹心一片长留。女儿英雄林立，接班续春秋。
讲述人：吴东红（吴荣正将军三女儿）2023年6月20日
上世纪七十年代吴荣正将军全家合影照。
吴荣正将军的夫人高秀茹携同七个女儿一起，将吴荣正将军生前穿戴的将军礼服和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无偿捐献给了四川通江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王坪纪念馆。
主讲人：吴东红1968年入伍，中共党员，贵阳医科大学毕业，职业军人，上校军衔。贵州省军区老年合唱团团长，贵州省老年妇女书画艺术协会副会长，贵州省茫父书画院副院长。
《我们家的三线航空情缘》
主讲人：杨敏（贵阳人防三线大讲堂第六讲）
我叫杨敏，已经退休多年，三线二代，来自中航工业贵飞公司。由于热爱航空事业、热爱飞机，在贵州安顺从事航空事业44年，通过坚守和无私的奉献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贵州三线航空。虽然经历了贵州三线航空事业的此起彼伏，但我依然坚守在飞机生产试飞工作岗位，通过自己的双手，把一架架战鹰送上祖国蓝天，送到保卫国防建设的部队。
虽然退休了但我对航空事业的热爱和选择我无怨无悔。
一、我的家庭
我的父母是上海崇明人，父亲、母亲青少年时代是在崇明度过，他们亲眼目睹了国家遭受外国列强的欺负和凌辱，人民受欺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社会一片黑暗。刚解放我父亲就在华东工业部国立高机学校读书并加入了共青团，毕业后分配到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任设计员和秘书工作，由于朝鲜战争，1952年6月，父亲主动报名到东北支援航空工业建设，来到沈阳松陵机械厂，很自豪地成为中国第一代航空人。
刚到东北时，生活条件很艰苦，住的是空旷草地上的竹席大棚、睡的是头对头的大通铺；夏天蚊虫到处飞老鼠到处跑，冬天气温经常在零下10多度，屋檐上结满一尺多长的冰柱；吃的是高粱，喝的是凉水。
但生活的困难没有难倒他这个南方来的孩子。父亲从试飞站技术员干起，经历了修理朝鲜战场受损的飞机和研制歼五、歼六新飞机，在飞机火控系统和飞机雷达系统是行业的专家，在工作中不怕苦、不怕累，长期的加夜班造成经常头疼，头疼后就呕吐，但父亲吃去痛药后继续在现场组织生产。他任劳任怨，工作冲在前面，不怕担责，舍小家、顾大家为他以后走向更高领导岗位奠定基础。
母亲在1954年元月在上海崇明家乡初中毕业后来到沈阳参加工作，在沈阳松陵机械厂中心化验室做材料检验工作 ，从此加入到建设新中国航空建设的队伍中。 在沈阳1956年我出生，1958年和1963年我分别有了弟弟和妹妹。由此诞生我们这个航空小家，也成就我们这个家庭为国家的航空建设奠定基石。
婚后的父亲全心投入飞机生产工作很少顾家，母亲担负起生儿育女和相夫教子的全部责任，为了支持父亲的工作，她连生老大进医院后只是在家里的桌子上留一个纸条告知，但父亲加班工作忙，没有回家，也是在孩子出生3天后才匆忙到医院看了一眼，马上又回到工作岗位。孩子出生后半夜发烧，母亲抱上孩子，自己一个人半夜走到医院给孩子退烧。母亲虽然家庭有孩子拖累，但母亲从来没有因为家庭琐事影响自己工作，因在单位工作出色，多次受到单位领导的嘉奖。由于从小接受父母平时言谈过程中为航空事业工作的理念影响，我们很小就知道飞机、关注飞机、热爱飞机，也梦想长大向父母一样，从事航空事业。
小时候，由于父母工作忙，我们被寄托在隔壁邻居家，到了上托儿所的年龄，父母把我送到市内长托托儿所，一个星期回来一次，每到星期六，我就盼望妈妈早点接我回家。小时候天天盼望星期天，能够回到家团聚。
进入松陵小学学习后，在上小学期间由于父母工作忙，我和弟弟中午拿着饭盒到饭馆吃饭。下午放学后回到家中，有时不敢回家，因为我家的楼上有一个精神病人，她在家骂人，还往楼下丢弃家具用品，我和弟弟小不敢呆在屋子里面。我们就跑到厂大门口和警卫站在一起，等候着妈妈下班回来。
到了冬天下着大雪，我们有时候就冻得哆哆嗦嗦躲在警卫的岗楼内，盼望着妈妈早点下班。
二、从沈阳到安顺在1965年6月，党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提出：要从准备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出发，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抢时间把三线建设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战略大后方。此后党中央国务院发文“备战备荒为人民”，加快中国国防后方三线基地建设。
在当时“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1966年初父亲为了响应党中央“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主动向工厂党组织提出到贵州参加三线国防建设申请。申请得到组织批准后，收拾简单行装告别亲人，离开熟悉的岗位，离开温暖的家，登上南去火车，到了贵州安顺市参加双阳飞机制造厂基本建设，一下火车就住到老乡家，房子上面住人，下面关牛、猪，房子内充满牲畜的臭味，吃饭自己在猪圈边上搭了一个简易炉罩，检些木枝烧火做饭，没有蔬菜，只有吃工厂送来的洋葱，一吃就是一个多月。
父亲没有被困难吓到，一去就是两年，两年中参加飞机制造厂总装及试验单位的选址和配合第四设计院规划设计工作。
1968年6月，父亲从贵州回到了沈阳松陵机械厂的家。并告诉母亲，组织上已通知他来接家去贵州省安顺市双阳飞机制造厂工作、生活。
当年我只有12岁，弟弟10岁妹妹5岁，我们作为小孩，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快乐并高兴的喊叫，我们可以坐汽车、火车了。我和弟妹们饶有兴趣围着父亲问东问西，双阳飞机制造厂是什么样，为什么叫“双阳”，父亲说一个沈阳一个贵阳，合起来叫“双阳”啊。还问父亲，贵州安顺在哪里？安顺是个什么样的城市？爸爸说安顺是在贵州省的西南部，工厂周围都是大山，有水田，但安顺是冬天不冷，夏天不热的气候。吃大米，农民民风淳朴。但妈妈虽然有不愿意，但也没有再说什么，我们虽然不懂，听的是朦朦胧胧的。爸爸忙着迁户口，帮着妈妈转工作关系也帮助我们转学校关系。并找来木制包装箱，把家中的衣物收拾装箱并发运。把不需要的生活用品送给邻居或丢弃。
在出发的那一天，周围的邻居阿姨叔叔和爸爸妈妈工作单位的同事来送我们。母亲流下了热泪，因为毕竟在沈阳工作生活了16年的缘故，再者沈阳作为新中国的工业发展大省会，物资供应充足、丰富，生活条件、住宿条件都比较好。父亲走南闯北，母亲始终陪伴，毫无怨言，父亲由于过去长时间加班，身体不好，但母亲悉心照料，饮食调养和精神支持，使父亲能够安心工作，勇挑航空创业工作重担。
坐着火车进入贵州后，穿过数不清的隧道，火车慢慢悠悠在群上峻岭中穿梭，这里山实在太高太多了，山上好荒凉，树没几棵，草都是枯黄色的，给人一种很大的压抑感。一进贵州，就能感觉到和沈阳平原完全不一样。沈阳那么平整，树也郁郁葱葱。”
由于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关系，铁路和公路都不正常，于1968年的8月到达了贵州安顺,在火车抵达安顺时,夜幕已经降临。 当我们走出安顺火车站，正值外面停电。我们一家5口人，高一脚低一脚的走出了火车站。
由于工厂不知道我们到来，也没人来接我们。我们摸黑，走到了离火车站最近的南华旅社。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沿途破旧的低矮的瓦房。外面能看到房内微弱的灯光像是鬼火一样，一闪一闪。道路不平，黑夜行走，真所谓步履艰难。看到这些真不敢相信，这就是安顺城市，这与我们来的沈阳真是差距太大。
第二天，我们全家乘公共汽车来到距安顺市5公里外的双阳飞机制造厂，工厂接待的同志把我们带到尖山生活区一栋干打垒的平房，这个房子房瓦是较大的石头片盖成（从屋子里能透光到屋内），屋子里的地面是三和土（沙子、泥土和白石灰），一扫地灰尘扬起。我们的用水是在外面露天的一个公用自来水管，几栋平房共用。一逢雨天，水管里放出的水全是黄泥水，我们把水接到盆里，回到家用白名矾过滤，水是干净但水难喝。厕所是在外面的公共厕所，蹲坑不多，早晨起来晚了，还要排队等候，尤其在冬天，西北风从地坑孔往上吹时，真是又臭又冷，到了晚上不敢去厕所问题，我们家在来贵州安顺之前购买了上海马桶备用。
刚开始住平房家里用床， 因为安顺潮湿，被子睡觉时感到潮湿阴冷，东北人家庭开始自己家按东北的方法盘火炕，我们家是南方人也学他们，请他们帮忙盘火炕，使用火炕后感到真好，房间内由于有火炕温度要高一些，干燥一些，到了晚上我和弟弟妹妹和父母挤在火炕上。
工厂周围没有固定的菜市场，是在家属区旁边一块不大的平地上，附近农村的农民早上挑担来卖自己家种的青菜、土豆、苞米等农作物。交通方面，因为工厂离市内有5公里远，在那个年代没有公共汽车，个别的家庭有一台自行车，绝大多数靠走路出行。
我和弟弟到工厂子弟小学上学，那个时候学校教室是一座破旧木结构的三合土干打垒房子。房间土墙脱落，窗户缝隙很大，一到冬天，呼呼的寒风穿过窗户，凌厉刺骨。遇到多日毛毛细雨从石片瓦的缝隙中落下，雨水的滴答声与朗朗的读书声凑成不和谐的曲子。整个厂子连职工带家属有上千人，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
全厂设有高音喇叭，坐在家里广播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每天早上6点半，会播放起床号。8点前会放“上班号”，然后大人们一起从家属区步行去厂区或乘班车上班，孩子去学校上课。8点时还未进入厂区或教室的就算迟到。6点下班时也都会广播鸣号。每天学校放学之后到6点家长下班之前的这段时间，是我们孩子们最快乐的自由时段。等下班号一响，无论在玩什么，我们会顿时作鸟兽散，回到自家书桌前假装“安心做作业”。
记得孩童时代，物质匮乏是我们脑海里最深刻的记忆。
那个年代是票证年代，以前物资短缺，穿衣要布票，吃饭要粮票，出差还要把地方粮票换成全国粮票。此外，还有肉票、豆腐票等。工厂工人愿意选粮食定量高的工种不然吃不饱。职工结婚喜糖还得托人从上海带大白兔或从北京代酥芯糖。买一辆上班用的自行车还要到五金公司走后门。
我们的文化生活工厂在在空旷的大坑内修建一个不大的运动场，在里面业余时间组织各单位打篮球比赛，每星期放1-2场露天电影，是休闲娱乐的最高潮，到傍晚，老老少少端着板凳开始抢位子，有人抢了好位子，马上呼唤朋友一起来坐，特别热闹。没抢到位子的就蹲在周围山上或家属窗子上看，虽然听不到声音，依然很开心。工厂有宣传队，逢年过节会组织起来活动有唱京戏的，有说三句半的，也有跳舞的。因为工厂建在偏远的山中，物资缺乏，过年过节靠工厂福利部门到外地采购的副食品来改善职工生活，大多时候是用解放货车从外地运回来苹果、带鱼、猪肉、鸡、鸭及方块形的猪油、蔬菜等。
穿的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颜色单一，样式简单，我和弟妹穿过冬的棉袄是母亲在夜灯下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
虽然我们的成长时期是在文化大革命年代，但父母对我们儿女的成长影响是深刻的，父母这代人，根本就谈不上生活幸福，生命中除了工作，加班，就再没有其他。但父母骄傲地告诉我们，他们的人生没有走错，他们生产飞机产品为国防建设服务，实现人生价值，当年他们的梦想就是做好本职工作，服从分配，无论做什么没有人讲价线，他们有的是一腔热血，一颗忠心，报答共产党的恩情！他们毫无怨言，默默工作，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和精神深深的教育我们儿女。
虽然我父母的一生，一次又一次从中国大城市、从生活条件好的地方调到生活和工作非常艰苦的地方，每一次对他们都是精神和灵魂的考验。
经历了50年人生的艰苦创业历程，不忘初心，奉献航空，坚守三线这个根没有改变，将自己的热血青春献给了祖国的航空工业及贵州三线航空建设，做出了“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付出，他们对自己人生走过的路无怨无悔。
安顺双阳飞机制造厂在建设时分为三个区，一区是试飞区，二区为生活区，三区为生产区，生产区到生活区有10多公里，工厂每天有一辆大蓬车（后来改为交通车）往返于生产区到生活区。在生产区有的的车间在山洞里，山洞都有编号，山洞里面就是大厂房，各个岔洞就是各车间班组。位于贵州安顺的双阳飞机制造厂，是国家三线建设重点布局的歼击机基地。在物资极其匮乏、生活异常艰苦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们的父母辈们作为第一批建设者，他们披星戴月、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他们天当被、地当床，他们无怨无悔、不计得失，用勤劳的双手建成了一座座飞机制造工厂，以云马厂、双阳厂为主要代表的三线航空企业在贵州高原安顺迅速崛起。
经过老一代三线航空人的共同努力，1970年，第一架歼六Ⅲ飞机成功首飞，划时代结束了贵州高原千百年来不能生产飞机的历史。
之后，先后研制生产了歼-6系列、歼七Ⅱ飞机、歼教-7系列和山鹰系列高级教练机、鹞鹰系列无人机以及多个国家重点型号无人机。截至目前，已生产交付各型飞机数千架，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我们是三线航空建设者二代
在贵州的历史发展中记载着贵州三线航空人的青春奋斗篇章，以及那个时代所赋予青年的使命担当。当年“好人好马上三线”在贵州引来了无数有理想的热血青年，他们深感“责任重如山，使命记心中”，他们不畏艰难险阻，不惧风云变幻，不怕困难重重，他们是能吃苦、能攻坚、有担当、求创新的青春奋斗者，他们更是有着抛头颅、洒热血、激情燃烧的三线航空建设者。他们忠诚于航空报国，奉献于三线航空，坚定不移地选择了扎根三线。他们不但献出了青春年华，而且还献出子孙后代，深深的扎根在贵州丛山峻岭中。
我就是千千万万个贵州三线航空人后代其中的一员，也是贵州三线航空工业第二代建设者
我在贵州三线飞机企业环境中长大，1972年初中毕业后，工厂招收徒工，进入到双阳飞机制造厂试飞站任无线电工，那时的收入每月17元，每天上、下班从生活区到试飞区要走6里路上下班。 当时我和同龄人一样，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火热的飞机生产和学习中。白天一边向工人师傅学习，一边工作，晚上上夜校。上学回来后在试飞站担任技术员，经历研制、生产和交付歼教7飞机和歼教7P型出口飞机工作，经过各个岗位历练，走到试飞站站长岗位，也在此期间，赶上了飞机发展的黄金时代，贵州航空工业紧紧抓住以部队需求为中心的机遇，有必要研制一款性能与基础教练机和第3代战斗机合理衔接的，推出自主创新及全机国产化，以合适为最好的新型高级山鹰教练机和一款适合国防需要的新型高级无人机。
由于山鹰教练机、无人机是贵航自主创新的项目，也是我们贵州航空飞机产业生存的主要产品，所以两款机型必须成功。与过去飞机仿制有很大不同，在飞机平台和飞机系统都做了重新设计，那么作为飞机最后一道工序，我们应该怎么去研制？又怎么保证安全，保证进度，我和站领导班子共同分析了试飞站的现状，我提出组织山鹰教练机和无人机的研制，这两款飞机的首飞对我们班子成员是一个考验，对我的学识和经验、管理能力也是一个考验。在研制过程中，我们面对很多研制困难，从硬件上缺人才、设备不足，软件上没有现成的资料，但我们有我们的优势，那就是三线人航空人吃苦耐劳，团结拼搏，无私奉献精神和责任担当精神，只要我们认真钻研，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一定能成功。
当首架飞机移交到试飞站后，我以身作则同研制现场的工程技术、工人、干部一道，吃住在现场，24小时不间断，做到人休息，飞机研制进度不能停，随时掌握飞机研制进度和及时解决技术、单位间协调的问题，对于影响飞机性能的重大问题，及时组织攻关小组与设计部门一起攻关，最终山鹰高级教练机如期按照研制进度进行首飞。
从2003年到现在，20年过去了，山鹰飞机和无人机已经批量装备空海军部队和出口国外，当我们生产的山鹰飞机和无人机在国庆阅兵时飞过天安门广场时，我们作为三线航空二代感到无尚荣光。
我长达44年在贵州航空企业工作经历，没有离开过双阳飞机制造厂这条主线，常年在飞机生产试飞一线，我把我自己最好的青少年和中年时期，奉献给贵州航空工业，奉献给我追求和热爱的飞机电子设备检测和试飞机务专业。与飞机的试飞事业一起成长，同时也见证了航空企业的荆棘满途的发展历程。
在44年工作过程中，对于我有很多次走出去发展的机会，但由于这里有我的梦想和热爱从事多年的专业，以及我的亲人，所以选择了“执着坚守”，相信坚守一定能等到铁树开花。当初进厂时，都还是十五六岁的毛头小伙，熬到今天都已两鬓染霜。小时候受到父母和老师的影响，梦想着像父母一样当一名航空人，有了这个精神支柱，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用自己的双手，亲自把飞机送上蓝天，这个梦想实现了。
我们在贵州象山一样的坚守与奉献，我们为三线航空建设贡献了全部青春和毕生精力，我们无比荣耀和自豪。三线建设从开始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一代又一代三线人，不仅为国防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还创造了艰苦奋斗、勇于创新、集体主义、为国奉献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景仰和敬重。
目前我们退休安享晚年，但几十年前的记忆，却仿佛如昨日般清晰。50多年我们没有让党和人民失望，为了国家的三线建设，我们付出了青春年华，甚至也透支了我们的健康与生命。当然，我们也相信，所有为三线建设做出贡献的职工，将永载史册。那个时代浓缩成一个个缩影，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引人追思。
杨 敏 2023年6月20日
图片为2022年6月，贵州忆三线文化宣传者朱志远（后排右）、陈建方（后排中）采访杨国范夫妇时合影，后排左一为杨敏。
《我们家的三线航空情缘》
主讲人：杨敏（三线二代），1956年生于沈阳市，中共党员，大专学历。
1968年8月随父母从沈阳来到贵州支援三线建设。
1972年12月参加工作，在安顺双阳飞机制造厂试飞站任飞机无线电机务工人、技术员、室主任、技术副厂长。
曾任双阳飞机制造厂试飞站站长，副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