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我叫曹宝库，1937年生于辽宁省铁岭县。1959年毕业于抚顺煤矿学校，被分配到辽宁煤矿基本建设局第二建井工程处，即后来的煤炭部第14工程处。我先后参加了沈北煤田、南票煤田的开发建设任务。1962年调入铁法矿区，参加了大明竖井的开发建设，直至1965年12月该矿井建成投产。
1966年初，地处祖国西南的贵州省盘县，拉开了三线建设的序幕。而当时作为攀枝花钢铁基地配套项目的盘江矿区内，有个老屋基矿需要打一对竖井开采。恰恰我所在的第14工程处一直从事竖井开拓，在当时也算得上是煤炭部的“王牌军”。所以部里决定将我处成建制调入盘县担任老屋基矿竖井的开拓建设任务。
根据部里的要求，我们全处进行学习动员。当时（1966年3月12日）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备战备荒为人民。”特别是当上级动员时告诉大家，毛主席说了：攀枝花建不成，我睡不好觉；三线建设不起来，我睡不好觉。这使全处干部职工都感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也为能参与三线建设感到光荣。紧接着我们分期分批陆续奔赴贵州。我于4月份与工友们动身，一路上先后倒换了四次火车、两次汽车才到达了盘县老屋基工地。下车后出现在眼前的除了大山就是沟壑。接下来的日子里，吃的水是从山上流下来的，一下雨水就是浑的；想要购物或买点日用品都得到20多里之外的盘关（现盘江镇）去。真应了来时听到的关于贵州的顺口溜：天无三日晴——雨天多，洗的衣服晾好几天都不干；地无三尺平——想找整个篮球场大的平地都很少；人无三分银——当地老百姓都很贫困。当时我们虽然只能住帐篷、搭建简易食堂做饭吃、白手起家，但马上就自力更生着手矿区的“四通一平”开工准备。正在这时，党中央决定把施工队伍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以实现队伍的革命化，保证队伍不断更新，提高战斗力。很快从铁道兵调来的建军骨干来到了我处着手整编，我们开始每天都坚持边施工、边训练。
1966年8月1日，是一个值得我终生记忆的日子。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第41支队建队授旗典礼大会在盘县瓦窑厂举行。煤炭部和昆明军区及贵州省军区的领导和首长到会祝贺。从这一天起，我就成为了41支队402大队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往后队伍的一切都按部队方式管理：编制是军体制、分配是供给制、管理是行政命令。自然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被安排在二区队八中队当技术员。我们大队担负平田主、副井施工任务，由一区队负责北二采区、三区队负责北三采区、四区队负责北一采区。当时的设计原则是靠山、隐蔽，所以平田主井工业广场就在山下。经过一个阶段的积极筹备，老屋基矿于1966年9月6日正式破土动工。
在基层连队当技术员3年后，我被调入大队司令部作战股任工程师。此后为了加快施工进度，我们逐步探索采用先进的技术和工艺：如主井井筒采用混凝土预制模板；矿井建设施工中，普遍推广激光指向、使用毫秒雷管进行光面爆破、耙斗装岩、锚喷支护等等。为了早日建成老屋基矿，1971年度，指战员们发扬不怕流血牺牲、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创出了月掘进过千米、年超万米的佳绩。为此，1972年4月，基建工程兵41支队402大队“敢于争上游，突破万米关”的报道登上了《解放军报》，这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士气！
记得在井下北二运输大巷施工中遇到了断层和软岩，用钢筋混凝土和料石砌的碹都压坏了，造成干完的活儿需要返工重来，施工一度受阻。后来经过工程技术人员、老工人和指战员们集思广益，采用混凝土预制块砌圆形碹，再用一公分厚的木板条填缝，这样既增加了抗压强度，又缓冲了压力。从而保证了工程质量，顺利通过了断层带。为了加快进度，按期提前移交生产，部队首长在不同时期都会组织会战和创水平活动。1974年在井下北二南翼运输大巷施工中，一区队一中队采用多台风钻同时打眼、深孔爆破、锚喷支护、耙斗装岩、正规循环作业，实现了独头大断面月进尺200米的好成绩，受到了支队通令嘉奖。
在贵州的岁月里，我们深切地感觉到解放军真是一座大学校。我们继承了我军的光荣传统，施工中真正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特别是“为了让毛主席睡好觉”的坚定信念，才使得老屋基这座由水城设计院设计年产90万吨的矿井，于1975年9月在我们手中建成移交生产！
我随部队换防到辽宁铁法矿区后，继续为祖国的煤炭事业拼搏。1977年7月，我由工程股工程师，被提拔为402大队司令部副总工程师。1983年部队集体转业后，我先后在煤炭部第二建设公司和铁法矿务局第一工程处任处长至1997年退休。
回想当年去盘县到现在，我从内心深处想说的话是：“一九六六去西南，八月一日把军参。当上基建工程兵，煤海深处流血汗。艰苦奋斗建三线，转战铁法把功建。祖国建设需要咱，无怨无悔讲奉献”！
04
我叫王振武，1940年11月17日出生于辽宁省康平县小城子乡。1958年当时的抚顺矿务局来乡下招工，我离开农村到抚顺矿务局11厂（火药厂）当了工人。1959年6月，我从抚顺调到当年初建的铁法矿区开发处。刚开始我和工友们参加修建从大明到晓明的矿区公路，后到建井处机电科当上了一名起重工，再后来建井处划归煤炭部第14工程处。
1966年，由于祖国三线建设需要基建施工队伍，由煤炭部下令我处成建制调往大西南的贵州参加三线建设。6月23日我们出发，经沈阳、北京、武汉、柳州辗转到云南沾益火车站下车。然后换乘汽车进入贵州盘县，到达了老屋基矿平田驻地。刚去住的是竹芭房，睡的是大通铺，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当时由于党中央决定，要将施工队伍改编为劳武结合、能工能战的基本建设工程兵。所以，我们很快就参加了整改前的军事训练，并于1966年8月1日，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41支队建队授旗典礼大会，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
整改后我被分配到402大队32分队，我们的施工任务是负责矿井四大机械的维修保养，并保证正常运转。我们实行每天“三班倒”作业，我大部分时间是白天班。我的工种仍然是起重，每天主要是检查升入井罐笼运行的罐道，还有排查提升罐笼的钢丝绳有无断丝等。这项工作看着简单，其实并不简单。因为矿井罐道的正常运行，关系到所有升入井人员和物资、设备的安全，所以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这就需要我们在工作中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意识，坚决做到一丝不苟。同时，由于我工作认真，技术方面进步快而担任了我们中队一排二班的班长。特别是起重工干活，起吊的都是大件儿，危险性很大，对设备的质量和安全性要求很高。所以每一次干活儿，对人员的安排配合、包括所用钢丝绳粗细的选择都有学问。自豪的说，在我工作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差错。正因为这样，每次外出干活儿，或支援兄弟单位完成急难险重的任务几乎都有我的份儿。记得我曾经去火铺矿协助4大队安装井下翻罐笼的推车器等设备，前后忙了一个月；也曾多次到车站、货场、工地起吊和装卸过多种设备。而每次我都圆满的完成了首长交给我的任务，为此，我于1969年11月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回想当年在盘县时，由于地质条件和施工环境都很差。所以井上下也经常发生安全事故。记得在老屋基矿井下有一次发生冒顶事故，有两位战友牺牲了，我和战友们送行到墓地下葬。回来后大家虽然心情都很沉重，但同样义无反顾赶往井下清理事故现场、继续施工！至于伤残、磕碰的事故在施工中更是难免的。还有刚去盘县头几年，当时的口号是：“先生产，后生活”，吃住条件都不好。加上我们北方人刚去，在雨天多、太阳少的环境下，有高原反应的、得关节炎的，只能去卫生队扎针缓解。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战友们都逐渐适应和喜欢上了盘县驻地及周边的环境。特别是我们部队，随着季节变化会去支农，帮当地老百姓收稻子、收玉米，与他们的关系都处的非常好！
1974年4月23日，我们奉命从贵州盘县调往辽宁铁法矿区参加基本建设。我先后在铁法的晓南矿做四大机械维护和在初建的大兴矿继续做起重工。参与了大兴矿简易井架、天轮、绞车房，大滚筒等重大设备的安装。1983年部队撤改后，我留在了大兴矿继续工作，直到1995年6月办理退休。
现在回想起我从“工改兵”到“兵改工”的经历，一直没离开煤矿。特别在贵州盘江矿区8年的经历，总体感觉当年参加三线建设吃苦受累，出了力、流了汗挺自豪的。另外，对当年部队官兵平等、集体生活、与老百姓的鱼水关系等等挺留恋的。转眼离开盘县45个年头了，但当年住过的简易房和后来住过的二楼房间是啥样子我还记得很清楚，也挺想的。总之，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的煤炭工业我无怨无悔！
05
我叫马本成，1942年农历十月初一，出生于江苏省丰县首羡乡。1950年初，随父母“闯关东”落户在吉林省蛟河煤矿。上学到初中时赶上了“大跃进”，后来就去了舒兰矿务局参加工作。先后在土建公司、保卫科、保卫处工作。
1964年下半年，领导一个电话将我从当时的“四清运动办公室”召回。告诉我西南三线建设需要人，煤炭部决定在我们单位抽调700多人去贵州，让我参与去三线人员的政审。当时，凡组织决定去三线的人员，家里有什么问题和困难，组织出面帮助解决，但人必须去。原因很简单，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准备打仗。而我是上午9点钟接到通知让我去三线的，同时要求10点多鈡就动身去北京，打前站为单位去贵州人员在北京的接待和车辆安排做准备。到北京后发现除了购票，人员住宿也很困难。后来我们在煤炭部劳动工资司的帮助下，人员相继住进了煤炭部干部培训学校等待乘车。
1964年11月我随最后一批人员乘火车离开北京，经几次转车到贵州安顺下车，再换乘汽车又在盘县住宿一夜才到达目的地。我们单位700多人，其中200多位建井人员分配后去了盘县火铺矿；其余人员分配到土城的75工程处。我被分配到保卫科。当时办公室啥也没有，搭的简易棚当食堂做饭，吃饭在外面蹲着吃。连处机关也是现搭建的筒子式大通房。因为当时的口号是“先生产、后生活。”我们从土城往两头河方向都没有路，所以第一项任务就是先修路建桥。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去干活，后勤人员送饭到工地，晚上天黑才收工。为了赶进度，我们还成立了“青年突击队”，专门负责挖土方，而且除了吃饭时能休息一会儿外，基本都在干活！当时，由于施工人员不足，还在当地招收了一些“亦工亦农”人员和我们一起干。这些人员后来经过政审选拔有一部分都参加了工作。
1966年4月，根据党中央的文件和西南局建委的安排，决定将盘县境内部分企业施工队伍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5月份，中央军委从铁道兵中选派的471名建军骨干到了盘县矿区，很快分别到各个企业对我们的职工进行集中培训。6 月份后，经过对符合入伍人员的年龄、身体、政审等各项选拔，基本有了确定，整编前的训练也逐步展开。
1966年8月1日，我们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第41支队建队授旗典礼大会。此后我成为军人在407大队政治处保卫股工作。1969年9月文革期间，我随部队选派人员去了贵州普安县“支左”。主要参与各派之间大联合前的协调工作。直到1971年5月，普安县成立“革命委员会”后撤回。同年7月，我调入41支队政治部保卫科，一直工作到1975年部队换防离开贵州。在盘县期间，我们主要在土城从事土建工程和老屋基煤矿基建配套工程。当时部队的干打垒营房，位于盘南我们支队机关和部队医院用房、家属房等都是我们部队官兵建的。当然，施工间隙、农忙时节我们都会去支农，体现拥政爱民的部队传统。
我们部队从贵州到辽宁铁法矿区后，我一直干到1983年5月集体转业。41支队改编为煤炭部第二建设公司、单位并入铁法矿务局、以及调到市政，我一直在公安政法部门工作到退休。
06
我叫刘同功，1942年9月出生于山东省栖霞市桃村镇。1955年随母亲和姐弟们去辽宁省阜新矿区的大哥家读书，16岁时因家庭困难，初中没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在清河建井工程处当学徒，每月挣16元钱的生活费。
1964年，清河门煤矿基本建成。当时，经过动员、政治审查，我们全处1000多人于当年10月份开赴贵州省水城县，在杨家寨花苗工地修建滇黔铁路线上的一个隧道。我10月23日乘坐军列于30日到了工地。当时以我们工程处机关为主，由阜新、抚顺、南票、北票来的人员组成了“辽煤支铁大队”，归西南指挥部二道岩隧道九处领导。我们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艰苦奋战，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把2008米长的花苗隧道建成。
1965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提了干。被调到辽煤支铁大队团委当干事。铁路通车后，我们全处又被调往盘县，组成了煤炭部第77工程处，归土城指挥部领导。
1966年2月，我作为机关先遣人员，去了位于盘县盘关的月亮田。当时，两头河到土城公路刚建成通车。我们住在用竹子盖起的临时住房里。六枝、盘县、水城三个煤矿建设指挥部，由六枝“大华农场”领导，书记是丁丹。5月份我参加了大华农场指挥部召开的三级干部千人大会。当时就听说盘县指挥部所属施工队伍要整编成基建工程兵部队。结果回来后，经过两个月的动员、政审、训练，于8月1日在瓦厂召开了基本建设工程兵41支队成立大会。指挥部改为41支队机关，所属各工程处改为大队，我们处改为401大队。“工改兵”后，我们的任务仍是建设月亮田煤矿。部队整编的骨干是从铁道兵一师、七师和刚从福建28军转业后二次入伍的干部中选派的。当时的41支队除了大部分工改兵之外，还有就是整编后1966年9月和1969年4月、10月相继从四川、云南、贵州、湖北等地征集来的10000多名义务兵。
1968年，我被调到2区队6中队任指导员。这个中队主要担负月亮田矿斜井运输大巷的掘进任务。当时的工作环境和自然条件都非常艰苦。因为当时的机械化程度很低，施工主要靠人力。加上井下自然条件不好，事故频发。但我们的指战员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喊苦、不叫累，克服种种困难，月月都能完成生产任务。
1971年，我被任命为政治处宣传股副股长。在贵州八年多，我由一名普通工人成为一名基建工程兵战士。继而入党、提干、由连级升营职，主要工作和生活在盘县月亮田煤矿，是盘县人民养育了我。我作为一名军人，只是服从命令，努力干好职责内的事情。当然，我从22岁到30岁最美好的时光是在盘县矿区度过的。虽然夫妻两地生活，孩子们也没得到较好的教育，但我至今无怨无悔！
1972年我随401大队调往河南平顶山建设平煤八矿，成为42支队401大队宣传股长。1978年去吉林霍林河整编44支队，任宣传科、直工科、秘书科科长。1981年44支队撤改后，我又调回已在铁法矿区的41支队404团任团副政委。1983年5月，41支队撤改组成煤炭部第二建设公司和并入原铁法矿务局后，我先后多个单位任党委书记。这些单位有许多同志都是和我当年在盘县奋斗过的战友，我们继续为铁法矿区的发展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时间真的像流水，转眼我离开贵州盘县已有46年之久。听说如今的盘江矿区发展的很好，我很欣慰，毕竟我把自己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当年三线建设时的盘江矿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