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鹤龄

“三线建设”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特色”建设，犹如中国长城的修建一样，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昏招”，也有人认为是“千古之作”。

当人们逐渐淡忘三线建设这段历史时，我们再来回望40年前的中国三线建设是怎么回事。

一

“三线”——这是一个产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响彻云宵的词儿。40多年前，“三线”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在世界上也是一项影响巨大的事件。

军事效应是评价长城的前提。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构筑长城的直接目的是用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在冷兵器时代，长城防御体系的军事作用应该说是卓有成效的。

古长城沿线大体上与农牧区自然分界线相吻合，长城便是这种生态环境差异和农牧民族冲突的产物。中原王朝既然无法彻底清除飘忽不定的对手，又要时刻防备突如其来的偷袭，广筑长城在中国古代较长的历史时期不失为一种明智有效的对策。

如果说修筑长城是中国古代建立国防的一个壮举，那么也可以说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是现代世界上一项影响巨大的国防建设壮举。其深度与广度远比修筑长城要伟大得多。

基于这点，三线建设得到的评价是肯定的：

三线建设是新中国建设史上辉煌的一章。

三线建设在世界军事史上写下了永不磨灭的一页。

三线建设为中国建立起了一座历史的丰碑。

三线建设的确是座不朽的丰碑！

陈荒煤先生曾动情地写下一段话：“三线人的光辉形象时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是点燃我灵魂的一簇圣火。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一个民族灵魂的燃烧更壮观更有深远意义、更美好深层的力量，那就是：无论在多么艰难的条件下，三线人那种对人民、对祖国、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比忠诚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这簇点燃民族灵魂的圣火从来没有熄灭过，如今燃烧得越来越辉煌了。”

40多年来，中国三线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他们创造了举世瞩目是物质丰碑，也为我们树立起了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他们的业绩将永载共和国的史册。

今天，我们回望三线建设这段历史，我们会对三线建设的历程和丰功伟绩产生一种钦佩。当年三线人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谱写出中国开发西部的前奏曲。这对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振兴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无疑具有它的历史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回望中国的三线建设，我们会动情于那个为了保卫新中国的“战略”转移场景——几百万建设者从中国的东部开赴中国的西部地区，那是一场多么声势浩大的建设啊。

原四机部部长、国务院三线办副主任钱敏说：“三线建设把中国工业布局从沿海推向内地，为发展中国西部经济创造了条件。”

还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社会学家称：三线建设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最宏大的“移民”。

军事家认为：三线建设是对中国国防工业发展的一次极大的推动。

经济学家说：三线建设奠定了中国西部的经济发展的厚实基础。

文化学者曰：三线建设推动了东部城市文化的向西部的进程。

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周边局势。阵阵袭来的战争阴云，使祖国广袤的西部地区，通过三线建设的特殊方式，第一次在国家计划中占有空前的重要位置。

面对战争威胁，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毅然决定，中止原来“抓吃穿用”的“三五”计划设想，从1964年起转而加紧进行战备工作。

三线建设，就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开始的。三线地区，是中国政府1964年至1978年间依据国境线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即受外敌侵袭的可能性)向内地收缩，划三道线形成的地区。

毛泽东主席关于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作出的。在这个构想中，毛泽东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三类地区，分别简称一线、二线和三线。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与军事谋略是从长计议的。他所提出的三线地区位于我国腹地，离海岸线最近700公里以上，距西南国土边界上千公里，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起伏的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成为较理想的战略后方。三线地区是从战略角度在地理位置上的划分，是相对于当时一线、二线地区来说的。它是指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腹地，包括川、滇、黔、渝、陕、甘、宁、青、晋、豫、鄂、桂等十四个省、市、自治区的全部或部分地区。三线建设的重点在四川、贵州、云南、重庆、陕西、甘肃全境和河南、湖北、湖南的西部地区。

历史上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一直在东部及沿海地区，中国的西部经济远远落后于东部，这种不平衡的发展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区域畸形状况。旧中国的工业，70%以上在沿海。面对这种区域经济畸形状况，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1957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就开始在西北、西南地区建设一些重点项目。

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他的《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有利益备战。”他又强调，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1964年夏天，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提出了关于一线、二线、三线的战略构架布局和建设大三线的方针，做出“加强三线地区建设”的重大决策。

毛主席曾动情地说：“三线建设不起来，我睡不好觉。” 他更严肃地指出：“三线建设，现在不为，后悔莫及。”

党中央、毛主席之所以做出建设大三线的决策，正是基于为改变我国经济战略布局，是以适应国家长治久安为目的。

为了实施中国大三线建设战略部署，1964年以后的几年间，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老一辈中央领导同志邓小平和李富春、薄一波、贺龙、聂荣臻等，先后率领有关领导干部亲临三线调查研究，确定规划，部署实施。彭德怀元帅则出任三线副总指挥，坐阵西南。

1965年11月23日，在贵阳开往安顺的火车上，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李井泉、程子华等中央领导听取了三机部副部长周永康关于航空工业在贵州的建设的情况汇报。周永康将三机部在贵州地区建设的布点情况、建设规模、存在问题等一一进行了汇报。小平同志听后非常高兴并大加赞扬，他反复地说：“贵州有希望了，贵州有希望了。这样做，贵州就发财了，把工厂建设起来，贵州兴旺发达，人民也就不那么穷了。”

邓小平同志指出三线建设要快，还特别要求不要铺大摊子。

薄一波同志就贵州的三线建设布局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李富春同志要求在三线建设中要用好每一分钱，无论如何不能贪洋贪大。

小平同志及中央领导的这些指示，贵州在随后的建设中都一一地进行了认真地贯彻落实，使贵州的三线建设一直按计划进行，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那动乱年代里也始终如一，终于在1970年9月18日，贵州生产制造的歼六Ⅲ飞机在贵州安顺飞上了蓝天，结束了贵州不能生产制造飞机的历史，掀开了贵州历史新的一页。

这次中国大三线建设，可谓广泛而宏大，所涉及的领域既有国防工业，又有基础产业、原材料工业。而国防工业是三线建设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随着国家着手国防工业的三线建设，在国防工业三线建设问题上，中央提出了一整套新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

从1964年9月开始，国务院就组织核能、航空、航天、兵器、电子、造船各部到三线各地区去实地踏勘选厂址，11个选厂踏勘组分别在四川、贵州、云南、重庆、陕西、甘肃、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宁夏等地进行踏勘，走了47个专区的100多个县。坐镇西南的三线副总指挥彭德怀亲自到贵州安顺踏勘选址。

在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国防工业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有较大的发展，需要建设许多新的企业和工业基地。而从战备的考虑，新企业再不能建在一线和二线，必须在三线地区进行建设。

三线建设指导思想是：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

三线建设总目标是：要争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

三线建设布局的安排，是根据国家战略要求和最根本的着眼点，即适应现代战争的特点，要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重要的国防工厂能够生存下来，坚持生产；同时，又要注意到经济上的合理性，在平时组织军工生产，特别在战时能坚持生产，保证战时武器装备的制造和供应。

这就是国防工业建设三线的根本目的。从这个目的出发，结合接受二次大战前期“打起来再搬家”的惨痛教训，不总结建国十几年来国防工业建设的经验，沿海地区工业比重太大，后方地区工业过分集中在少数几个平原大城市，集中在几条主要铁路干线上，绝大部分又是综合性大厂。这样的工业布局虽然在和平时期搞“比较舒服”，但经不起敌人的突然袭击，后果难以设想。

阵阵袭来的战争阴云，使祖国广袤的西部地区，通过三线建设的特殊方式，第一次在国家计划中占有空前的重要位置。在广袤腹地的崇山峻岭间展开的规模巨大的三线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次重大的经济战略调整。

三

从1964年开始，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民工的建设者，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放弃安逸、舒适的生活，远离城市和亲人，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战天斗地，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三线建设。他们成为了中国特有的“移民”——三线人。

当您从电视或电影画面上看见中国西部天空升起蘑菇云，看见火箭冲向天空，看见出现在地面、蓝天、海疆的现代化兵器、飞机、舰艇，看见荒原、山谷间的钢城、工厂、电站拔地而起，看见神奇大裂谷间地下长廊般的隧道等景象时，您可曾想到在这辉煌图景后面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三线人。

40多年来，三线建设者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他们是中国开发西部最可爱的人！他们在创造举世瞩目的物质丰碑的同时，也在我们心中树起了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

在1964年到1980年的17年间，在横贯三个五年计划的三线建设中，国家在主要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了2000多亿元巨资，建起了近2000个星罗棋布的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其中一部分后来被称为西部脊柱，如攀枝花、酒泉、金川等钢铁冶金基地，酒泉、西昌航天卫星发射中心，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六盘水、渭北煤炭基地，长城、水城等大型钢厂，成昆、襄渝、川黔、阳安、青藏（西宁至格尔木段）、湘黔等10条铁路干线，贵州011基地、陕西012基地，贵州061航天、083电子工业基地，川西核工业基地，长江中上游造船基地，四川、江汉、长庆、中原等油气田，重庆、豫西、鄂西、湘西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湖北中国第二汽车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制造基地，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形成了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

三线建设建成了中国军、民品重大科研、生产基地45个；形成了包括煤炭、电力、冶金、化工、机械、核能、航空、航天、兵工、电子、船舶工业等门类比较齐全的战略后方基地。

三线建设聚集并培养了一支强大的科技、工业队伍，仅军工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就有20余万名。绵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就曾拥有以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郭永怀、邓稼先、程开甲等一批著名科学家。

三线建设给中西部一些城镇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攀枝花、六盘水、十堰、德阳等一批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与三线建设相伴而生，在荒原中崛起；贵州的安顺、遵义一批古老的城镇注入现代工业后，焕发了青春；成都、重庆、西安、兰州、贵阳等一批中心城市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增强了经济实力。这些城市的兴起与建设，带动了三线地区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进步。

三线建设对于改善我国的生产力布局，增强我国经济和国防实力，促进内地资源开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三线建设，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空前的伟大建设。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