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建设重点放在大西南，而连接大西南与内地的襄渝铁路，也是大三线建设的重要工程之一。我的一生与三线建设紧密相连，不论是在部队上还是在转业安置到总后军工企业，一刻也没有脱离过三线建设这个大战略行动。
讲述：王昌勤
从山村参军到部队
事情还得从我当兵说起。
我出生在鄂西北一个偏僻的山村里，那里与同样偏僻的陕南接壤。家乡土地贫瘠、交通闭塞，记忆中就是一个穷字。我在饥寒与困苦中勉强读完初中，只得回乡务农。大队领导见我有点文化，就把我抽到学校当了一名民办教师。1958年冬，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学校参军入伍，加入到铁道兵序列。
军营是个大熔炉，能把废铁炼成钢，把钢炼成特殊钢材。我从最初的铁四师起步，经历了重重磨练，参加过东北大兴安岭的森林铁路建设；深入到新疆罗布泊，亲历过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爆炸的核试验；走进了北京铁道兵兵部；参加了三线大动脉襄渝铁路的建设。我在铁道兵部队期间经历了政治运动，也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逐步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连队指导员，这是我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变，从而也影响了我一生的工作和生活。
挺进大漠参加核试验
从1958年当兵离开家乡鄂西北，到1969年调到铁一师，17年后，我从遥远的北方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我的家乡鄂西北。17年间记忆深刻的莫过于深入西北大漠戈壁，参加原子弹和氢弹的核试验过程。
那是1964年8月，我调到铁道兵第六师参加大兴安岭森林铁路建设，不久又回到兵部，上级下达了新任务。为配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我军陆海空各军兵种抽调各种武器装备参加了这次核试验。铁道兵以司令部科研处为主，组织了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参战队伍，奔赴新疆罗布泊试验场，修建路基、桥隧等建筑，检验原子弹爆炸的冲击波和光辐射的破坏性。1964年9月，经过层层筛选，我有幸以技术员的身份加入到这支精干队伍，当时部队有严格的保密规定，不得跟家人通信，不得私下议论，当时那场面气氛很紧张，也很压抑。
我们一路从北京赶赴罗布泊戈壁滩。一到罗布泊外围指定区域，马上安营扎寨，还没喘口气就开往核试验的中心地带开始按要求修建桥梁、隧道和公路，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任务。距离我们修建的地方不远处布置了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和舰艇等新式武器，距离引爆中心有远有近，时刻等待着原子弹试爆的破坏性检验。
1964年10月16日，随着一声剧烈的轰香和一道强烈的闪光，我国成功爆破了第一颗原子弹。当时我们隐蔽在避护掩体里用各种测试仪器紧张的测试破坏数据，实验结束了，我们的任务也圆满完成了，大家激动地相互拥抱，哭着笑着喊着，我们也有自己的核武器了，那个激动人心的场景，至今时常出现在脑海里。
在此次参加核试验战斗中，我因成绩突出，受到总部嘉奖，铁道兵报也刊登了我的事迹和照片，接着我又被评为铁道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1965年春，我参加了铁道兵全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受到了军委和铁道兵首长的接见。这些都是我一生难忘的事情。
1967年初春，家里打电报说我母亲病重，领导批准我回家探亲，人还没有到家，部队的电报先到了家。我到家中只住了一夜，翌日一大早急忙返回部队。到了部队才知道，我国准备氢弹爆炸试验，铁道兵兵部科研处又奉命集中精力投入到该项工作。按照部队规定，凡是参加核试验的官兵，必须是政治、技术双过硬的指战员；明令禁止在半年或更长时间内不得与外界通信，并要求所有参战人员必须做到“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装在肚子里、带进棺材里”，做到绝对的保密。就这样我们重赴新疆某地（此处保密），没想到全体参战人员受到了聂荣臻元帅、罗瑞卿总长、张爱萍主任和铁道兵罗华生副司令员、何辉燕参谋长等首长的亲切接见，这次集体接见对大家来说，既是战前动员和勉励，又是终身难忘的事情。
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了，我们参战人员荣立集体三等功。
参加襄渝铁路大会战
1969年我要求从兵部调到铁一师，得到了部队首长的赞许。当时铁一师师部驻丹江，我到师部报到后坚决要求到驻扎在浪河镇的三团二营，参加武当山隧道建设会战。师属三团二营长是抗美援朝战斗英雄李云龙，我被分到该营机械连担任连指导员，当时连长调走，我是军政一肩挑，先后率部参加了襄渝铁路“武当山隧道”和郧县“白云山隧道”的大会战，历经青石铺隧道塌方和六里坪军训炸药包爆炸等意外事件，出色完成了师团交给的各项军事任务，自己也因过度劳累再也无法坚持工作，被部队首长强令送进了764野战医院。
1974年底，襄渝铁路建设接近尾声，我因身体状况的因素，从部队转业到浪河镇总后3602工厂。至此，我的17年军旅生涯结束了，但是等着我的还有漫长的军工生活。
转业到三线工厂
1975年元旦过后，我带着家属孩子们到3602工厂报到，被安排在厂政治处组织部门工作。当时正值隆冬，由于我走时将所有的营具都上交部队，睡觉连床都没有，晚上睡在水泥地板上。夜里孩子们冻得直哭，没办法只好上山捡柴烤火，因连日雨雪，湿柴不好燃，弄得一屋子的烟雾，呛得大人娃子直流泪。后来工厂后勤科长得知此事，帮忙解决了床和棉被，那真是雪中送炭。
1976年正值油桶车间生产繁重，车间部分工人闹情绪，停工不干活，导致生产无法进行。厂党委先后派厂长和政治处主任下车间跟班解决问题，但效果不佳。这时厂党委决定派我去油桶车间担任指导员，兼管政治处组织工作。我服从组织决定去了车间。到车间后，我走访调查了情况，向党委建议采用走访谈心、疏通思想，达到共识的方法，再通过办短期培训班，老师傅们留下来维修流水线的机械设备，年轻工人编成连排班，搞队列军训，达到从组织上严格纪律，从思想上提高认识，从技术上提升技能的目的。经过一个月的整顿培训，基本上达到了“思想、组织、措施”三落实，通过扬正气、祛邪气，处理极个别影响极坏的人，形成了一股正气和骨干力量，车间面貌很快发生了变化，生产也很快抓起来了。这一年备战期间，为抢时间抢进度，车间实行两班倒，我是干了白班干中班，跟着车间连轴转，班产曾经达到三千多，比正常班产增加两倍，效益大增。
这一年油桶车间被厂党委评为先进车间，机关组织工作也没有放松，工厂干部工作和党务工作也搞得有条不紊。1976年底，我从油桶车间推荐了一位叫林隆太的年轻党员，接替我的组织工作，带他一段时间后感觉可以胜任了，这样我就一心一意地扑在车间的工作上。
身兼双职带头干
在车间一干就是一年多，由于工作连轴转，疲劳过度，加之身体瘦弱，曾昏倒在车间流水线上。厂党委考虑到我的身体不适宜车间工作，1977年底调我到厂器材科担任支部书记。到器材科不久，科长患癌症住院，无法工作。三年多时间书记科长都是我双肩挑。
1978年后，工厂大搞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兴建电影院、外货场、家属楼、食堂、游艺室及子弟学校等工程项目，亟需大量的钢材、水泥、砖瓦、木料等建材。那时候物资紧张，什么都要按计划供应，加上车辆运输紧张，即使昼夜不停也难以确保完成任务。尤其是修建电影院的时间紧，任务重，要求半年时间完成建设安装任务，确保国庆节职工家属能舒舒服服看电影。春节过后一上班，我就对器材科全体职工做总动员报告，会上提出“苦干加巧干，昼夜不停加油干，不完成任务不下班，实实在在做贡献”的严格要求。我常常带着几十辆车上河南，下武汉，到砂石场，到砖瓦厂去拉建材，整天在外边跑。器材科既要保证电影院建设顺利进行，还要不耽误正常生产供应，大家一条心，全科一盘棋，确保当年国庆节电影院如期开放，保证了生产供应不断线，较好地完成了厂党委交给的任务，器材科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科室。
服从调动搞教育
1981年，工厂子弟学校因学生调皮捣蛋，停课闹事，教学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厂领导找我谈话，调我去当校长兼书记。我感到太意外，虽说我当过几天民办教师，但搞教育我确是外行，但领导说这是职工代表的一致意见，必须马上到学校上任。既然组织和群众这么相信我，我服从组织调动，尽力而为。
为了搞好学校管理，我四处取经，先后拜访过郧阳一中、丹江口一中、红旗中学、浪河中学等地方中学及兄弟单位的子校，不下十几所学校的校长、书记。回来后把所学经验综合分析，结合我厂学校实际，依靠全体教师，听取学生家长意见，制定出切实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各项措施，逐步改进校风、校纪。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中小学成绩得到明显提升，第二年不但校风好转，教学成绩又上了一个台阶，在五家工厂子校成绩名列前茅。建校12年来，学校第一次被评为先进单位，领导和家长们高兴了，我也由衷地感到欣慰。
学校工作有了起色，1983年工厂调我到教育处任处长兼机关书记，又是两副担子一肩挑。当时正值部里开展职工文化、技能双补工作，经过摸底，全厂在册800多名职工需要进行双补工作，艰巨的任务简直难以完成。教材从哪儿来，教师从哪儿来，时间怎么安排，教室在哪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摆在眼前，时间短，任务重，难度大，再难也得想办法克服，谁让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呢？
通过摸清情况，拟定方案，制定措施，确保完成目标任务。有了方案，有了保障措施，说干就干：培训经费找厂里要，教材出去买，文化课教师从学校里抽，技能教师从技术科找，时间利用晚上和星期天，教室利用闲置房屋，桌椅板凳找各单位支援，再挑选一名教育干事，困难就逐步被克服了。
双补教育工作很快就在全厂推开，此后的每天晚上，教育科的二层小楼灯火通明，不分节假日和星期天，分期分批分阶段对全厂职工进行轮训，经过一年八个月的高强度培训，工厂双补任务全面完成，经部里、省机械工业厅和郧阳地区工业局等主管部门的考核验收，全部合格达标，教育处也被工厂党委评为先进处室，我也同时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成绩的背后是辛勤的汗水和全体教职员工的努力，是上下齐心协力的成果。
重返车间当书记
1985年工厂优化组合，我被工具车间孙主任要到他们单位担任支书，我们搭班子三年多，配合默契，分工不分家，工具车间年年被评为先进党支部和先进车间。记得那是1986年冬天，大雪纷飞，下个不停，军扣生产任务重，亟需大量的模具，尤其是压花模具需要量很大。当时车间里掌握花模技术的只有周骅师傅，带的学员李飞还不能熟练刻制花模。因周骅连续加班眼睛受不了，暂时回家休息了，而扣子车间三番五次要模具，为了不耽误生产，孙主任找到周骅让他再加班赶任务，周没同意，孙主任急得团团转。我当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主动到周骅家里找他促膝谈心，经过做工作，周同意到车间加班。半夜十二点，我到车间把火炉生着，提到他身边，当时他很感动，一鼓作气地干到凌晨五点多，保证了军扣的正常生产，这就是书记的职责所在，这是部队教给我的工作方法和责任心，让我受益终生。
后来搞政企分家，车间不设书记，工厂派我到总后邢台军需工业学校干训班培训学习三个月，并担任培训班临时支部书记。由于各方面表现优异，军需学校想把我留下来担任教务处主任（正团职），我思来想去没答应，不能辜负了工厂党委的一番好意，决心回去好好干一番事业。1988年6月底，学期结束回到工厂，出乎意料，厂领导又给我改行到服务公司当经理兼书记，又是一肩双挑。至此，我几乎跑遍了工厂的机关处室和车间，哪里需要哪里搬，从不挑肥拣瘦，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
由衷的感到欣慰
1996年工厂实施战略转移，久居山里的同志们争先恐后地往城里搬迁。厂领导找我谈话，说我是老同志，山里老厂工作还需要我，暂且留下来，我当时回答道，服从安排。在山里工作两年，除担任机关书记、工会和居委会主任以外，还时常外出催要货款，事情繁杂，事事操心。1998年，组织上决定让我内退休息，一个月后又通知我上岗工作，我毫无怨言，服从安排，一干又是一年多。1999年五四青年节，我们全家正式搬到汉阳总厂，那天搬家的车到了总厂，很多同志不请自来帮忙扛东西，不到半个小时车上的家具、被褥及坛坛罐罐统统搬进了新家里。此情此景，确实令我很感动，也很欣慰，从一个侧面充分表明：在山里的20多年里，我始终与职工打成一片，没有脱离群众，没有开过后门，更没有做过损公肥私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让我至今难忘。那是搬到总厂后不久，为了扭转家庭经济困境，我外出打工，在武汉华中职高谋得一个常务副校长的差事，我不在家的情况下，却被大家选为工厂民主监督“管委会”成员，后来又被选为“物业管委会”成员。这表明群众心里有杆秤，大伙儿没忘记我，他们始终相信我。对此我深感欣慰，为了不辜负大伙儿的期望，我回到工厂，匆匆结束了三个月的打工生涯，直到2000年12月正式退休。
回首过去，感受颇深。我从部队到工厂二十多年来，从未因调动工作而不服从组织安排，从未因工作跟不上而受到批评，也从未因违纪而受到组织处理。17年的部队生活，25年的工厂经历，养成了我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的传统信念。
我始终不敢忘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虽然物质方面相对清贫，但作为党组织培养出来的人，清贫洁白不正是一名共产党员要时刻保持的光荣传统吗？
（编辑：邓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