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序言

三线建设，是指1964年至1983年之间，中国政府根据当时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在位于国土腹地的“三线地区”（主要包括今川、渝、滇、黔、陕、甘、宁、青），按照“靠山、分散、隐蔽（进洞）”的原则，统一布局、迁移、新建了1945个大中型国防军工企业和科研事业单位，以及在沿边沿海的“一线地区”和处于一线、三线之间的“二线地区”的腹地建设了近300家小三线企业，累计投资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0%，参与人数逾千万人。改革开放以后，三线建设难以适应新形势，国务院于1983年11月确定对三线建设实行“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新方针，此后20余年大多数三线企事业单位逐步完成了调整搬迁撤并和产品“军转民”。由此，三线建设在整体上成为历史，而三线工业成为“离我们最近的工业遗产”。

横向来看，三线建设遗产是在当时国际“冷战”背景下、中苏美相互对峙中形成的工业遗产，属于世界“冷战”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纵向来看，它是“洋务运动”以来我国近现代工业化历程的延续，是我国现当代工业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涉及大量国防军事工业，三线建设长期处于保密状态，三线工业遗产也长期不为外界所知。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三线建设的有关文献档案资料逐渐解密，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也随着国内外对工业遗产的重视而开始受到关注。

三线建设不仅使攀枝花由一个当初只有7户人家的山野荒村发展为如今近百万人的工业城市，成为三线建设的标志性城市，也推动了我国中西部一些中小城市和山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可以说是继抗日战争时期国家工业、教育、文化内迁之后的第二次西部大开发。如今遗留在原三线建设地区的大量闲置厂房、职工住宅和部分设备、配套设施以及尚在世的三线建设当事人及其历史记忆等，是三线建设的宝贵物证人证，亟待研究保护利用。

三线建设工业遗产项目多、数量大、位置偏僻条件恶劣、基础及现状普遍较差，研究、保护、利用的难度都很大。如果要全面开花、普遍保护，既不现实也没必要。首先应该全面收集、保存相关资料（包括文献、影像、实物、口述史等，特别要重视抢救口述史），然后从宏观和微观各个层面开展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再选择有代表性的遗产项目和内容进行保护利用。

一段时期以来，我国部分学者已逐步加强了对三线建设及其遗产的研究，特别是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在三线建设的宣传和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上海大学徐有威教授的“小三线”研究和吕建昌教授的“大三线”研究先后成功申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上海大学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三线建设研究中心”，2018年又与英国伯明翰大学的铁桥国际研究院联合举办了“当代工业遗产：价值、保护与利用”高端工作坊，重点聚焦中国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

在有识之士的重视和努力下，目前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已将部分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列入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工业主管部门也将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纳入“国家工业遗产”申报范围，攀枝花、六盘水等地已建立了多家三线建设博物馆，一些三线建设旧址也被活化利用为文创园区，可以说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研究保护利用均已取得一定成绩，但是从整体上看还远远不够，还需要社会各界继续给予关注、支持。

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作为一个整体，既有特殊的个性，也有工业遗产的共性，其保护利用应该放到国际和我国工业遗产的整体中来进行考察、研究。国际上对工业遗产的重视和研究始于20世纪中期在英国出现的“工业考古”理念，而我国传统是“古不考宋元以下”，历史和考古领域的学者们主要局限于古代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因而在我国最先引领工业遗产研究的是建筑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他们敏锐把握国际新趋势，首先关注工业遗产研究，不仅打头阵、立首功，而且至今仍是工业遗产研究保护利用的主力军。这既有合理性也有必然性，毕竟工业遗产最直观的就是其建筑遗产，建筑遗产的活化利用及其旅游开发也成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一条成功路径。

随着对工业遗产多维价值与多元视角的认知深化，工业遗产的研究保护利用也需要更多维度和更广视角。迄今，“建筑学和旅游管理两大专业是工业遗产研究的主要领域，共涵盖了近78%的研究成果”（崔卫华等《国内外工业遗产研究述评》，《中国文化遗产》2015年第5期），这显然是不够平衡的，不利于对工业遗产全面、深入地研究、保护、利用。因此，工业、科技、社会、经济以及历史、文化遗产、博物馆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应该更多地关注和参与进来，群策群力、形成合力，使工业遗产尽可能得到全周期、全方位、全要素的研究和保护。

工业时代是一个普世时代，而且去今未远，因此工业遗产数量众多、遗存丰富，其保护利用似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三种不同路径：

一是对少数具备突出价值的代表性遗产，可采用分级分类“保下来”和“博物馆化”路径，重点保护、展示和传承工业遗产的本体信息和历史价值。这种路径由于投入较大、周期较长、效益难彰，似宜由政府部门来主导，特别是一些跨地区、跨部门的遗产保护更需要政府部门来主导、整合。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一般以为我国工业遗产时代较晚、又多是欧美的“舶来品”，似不具备申报世界遗产的可能性，但是日本“明治工业遗产”申遗成功已足以改变这种观念。因此，我国的“洋务运动工业遗产”和“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从不同角度看其实都具备申遗潜力。

二是对较多的企业整体搬迁、只剩建筑旧址的遗产，可采用活化利用的路径，将旧厂区、旧建筑开发为文创园区、旅游度假村甚至餐饮商贸场所等。由于能直接带来经济效益，这是地方政府和遗产所有者最有积极性的路径。但是，与此同时，也应全面、深入地研究该遗产并尽量通过影像、实物等适当反映该厂区、该建筑的原有历史和价值，避免有“壳”无“核”造成该遗产“空心化”、“虚无化”，而这正是当今较多工业遗产在保护利用中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

三是对大多数具备一般价值的工业遗产，可采用“记录然后舍弃”的路径，即在全面收集、记录资料并做深入考察、研究之后，任其自生自灭。这是一种文化遗产的社会选择、价值沉淀和自然代谢路径，“存在过”是它们的共同历史价值，其中一部分也可能因其“接地气”、成本低而在社会力量支持下进入前两类路径。

工业遗产是新型文化遗产，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更是最新的明星，包括三线建设在内的工业遗产的研究保护利用方兴未艾、大有可为，正呼唤各领域更多的专家、学者积极投身其中、大有作为、大展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