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昭明
谨将此文献给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建设“西南
三线”六盘水铁路、煤矿、钢铁、建材、电力、公路和
“油毛毡”商业以及各行各业的40多万五湖四海七音八
调的“大军”尤其是献出宝贵生命的拓荒者们……
引 子
2004年5月13日，在黄昏回家的路上，20世纪60年代中叶在水城特区贸易公司工作的老李告知我，郭玉龙同志不幸去世，……在殡仪馆……
闻此噩耗，我目瞪口呆，甚感惊愕。因为前不久，偶尔得知1965年创建我们水城特区贸易公司的主要创始人——1946年参加革命的离休老干郭老玉龙同志住院，前去看望，他还在老干病房里，一面坐着看电视，一面与他的女儿女婿一起，和我谈天说地……
第二天一早，当我赶到殡仪馆时，八十又四的郭老玉龙同志身上盖着鲜红的党旗，肩膀宽宽，面容安祥，已静静地躺在水晶棺里……
吊唁的众多亲朋好友，满脸悲伤哀戚；他那年已五十挂零的女儿，嘤嘤抽泣，眼圈通红；悲沉哀乐，催人泪下……
看到这一幕，38年前既轰轰烈烈又艰辛异常的“三线”建设情景，又不可遏制的如潮水般地涌上心来……
三线由来
上世纪60年代初叶。
国内，九州大地，灾害连年。先涝后旱，“瓜菜代”难继。虽经“调整、充实、巩固、提高”，但仅有所好转；
北面，“苏修”趁此之灾，先撤走专家，继挑起公开论战，后竟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枕戈寝甲屡屡寻衅，核弹瞄准我国重要大城市和国防基地；
东南，在“美帝”的支持怂恿唆使下，国民党的“U—2”高空侦察机几窜内地，在台湾叫嚣“反攻大陆”，蠢蠢欲动；“美帝”还起草了突然袭击中国核基地予以摧毀的秘密报告；不甘心失败的日本，虎视眈眈时时觊觎我国钓鱼岛……
西南，“美帝”侵朝失败后又侵略越南，轰炸北越，将战火烧到我国南大门。而且，多次入侵我国领空；印度又支持叛逃的达赖，妄图分裂祖国，并在中印边境频挑事端……
一时间“反华大合唱”开锣，“反华包围圈”形成，国际形势日趋紧张，国家内忧外患危机四伏……
面对如此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总参作战部提出的我国主要大城市、国防工业、铁路枢纽、桥梁港口大部都集中在沿海的实际情况，心急如焚的毛泽东主席，在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亲自主持了先在北京继在北戴河召开、时达1月有余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心系国家安危的毛主席高屋建瓴，从战略高度把全国划分为一线、二线、三线，做出了集中兵力用大兵团打歼灭战的方式快建三线的战略部署。提出：
要吸取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抗日战争的教训，要准备打仗，立足“大打”、“早打”、“打核战争”；在原子弹时期，沒有后方不行；要“备战备荒为人民”，建设三线：成昆铁路要快修。没有轨，拆其它铁路的。川黔、滇黔路也要快修，一定要保这三条路，投资、材料要多想办法。攀枝花钢铁基地搞不起来，睡不着觉。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三线建设要综合利用，全面发展，量力而行；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枪炮弹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计划的编制，要贯彻“以衣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
在此次会议上，党中央果断决策，调整一线，建设三线。加强国防，进行备战。以沿海为一线，中南为二线，西南的云、贵、川三省和西北的陕、甘、宁、青四省为三线，并刻不容缓地在大西南（由李井泉、程子华、阎秀峰负责）和大西北（由刘澜涛、王林、安子文、宋平负责）建设“大三线”，在沿海和中部省区的腹地建设“小三线”。
遵照党中央的布署，国家计委会同煤炭部和冶金部，分别组成两个调研组奔赴西南，就西南的钢铁基地和煤炭基地进行实地调研，为规划西南三线建设作超前准备。
1964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在四川西昌主持召开了有煤炭部具体负责组织制定西南三线煤炭建设规划的常务副部长钟子云、中央有关10多个部委和云贵川三省主要负责人或分管工业的负责人﹙贵州是陈璞如副省长率省煤管局局长李健刚等参加会议﹚等出席的“西南三线建设规划会议”（史称西昌会议），决定：
一是建设以六盘水为中心，包括云南宝鼎山和四川芙蓉山等矿区在内的西南煤炭基地；二是在四川渡口弄弄坪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和相应的供电设施；三是建设以重庆为中心包括周边20余县的国防军工基地；四是建设成昆、川黔、滇黔三条铁路，形成西南铁路环网。
西昌会议既全盘规划了西南的三线建设，又确立了六盘水在西南不可替代的能源基地的战略地位，是中国西南三线建设史上极其重要且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会议。
从此，轰轰烈烈的西南三线建设包括六盘水境内的铁路、煤矿、钢铁、电力、建材等等，通通拉开战幕：号角嘹亮战鼓咚咚步入征程，犹如长征排除万难争取辉煌。
煤都崛起
遵照党中央的部署，1964年6月，国家计委、煤炭工业部经过对西南19个煤炭矿区调研甄选，认定六盘水三个矿区煤炭“储量丰富，品种齐全”。
1964年7月西昌会议决定，“建设以六盘水为中心包括云南宝鼎山和四川芙蓉山等在内的西南煤炭基地”且与攀枝花钢铁基地配套。次年9月2日，煤炭部将宝鼑山、芙蓉山分别划归云南和四川煤管局领导。从此，“西南煤炭基地”仅指六盘水。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部队第5师、第7师和铁道部第二工程局共30多万军民相续进驻水城、威宁、六枝，贵昆铁路六枝至树舍段、盘西支线、水大支线和铁路专用线先后开工建设，矿区煤炭开发亦如火如荼热浪滚滚——
是年9月15日，煤炭工业部发出《关于抽调施工、地质、设计等力量支持西南煤矿建设的指示》，从黒龙江等5省和煤炭科学研究院等7个单位抽调的9000多人先后到达六盘水矿区。
是年10月2日，煤炭工业部副部长钟子云亲赴六枝、水城检查矿区建设筹备工作，并在水城小河煤矿主持召开六枝、水城矿区规划会议。
是年10月12日，煤炭工业部向国家经委书面报告并获准成立“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由煤炭部范文彩副部长亲任党委书记兼指挥，管云任副书记兼副指挥，李健刚、程力夫二同志任副指挥。在业务和行政上，“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直属煤炭工业部领导，机关编制不超过100人；在施工管理上，实行高度集中统一领导，按照“托拉斯”办法，管理所有地质、设计和施工单位；在建设指导思想上，坚决贯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在生产技术上，采用先进技术，做到占地少、用人少、建设快、效率高；在一切生活设施上，艰苦奋斗，因陋就简。
是年11月，第一台400千瓦柴油发电机在水城矿区汪家寨发电，结束了用蜡烛、电石灯、煤油灯照明的历史。
1965年1月1日，“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在贵州六枝下営盘挂牌成立，统一领导以六盘水为重点并包括云南宝鼎山和四川芙蓉山等地的西南煤矿建设。且从贵州省煤炭工业管理局现有编制中抽调213人到六枝，一半人员留“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剩下人员组建下设的六枝矿区指挥部。尔后，为加快六盘水煤矿基地建设，又成立由丁丹、刘辉等任正副指挥的会战指挥部和由煤炭部党组副书记钟子云副部长兼书记、贵州省委书记陈璞如兼第二书记的会战指挥部党委。
是年2-5月，“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下设的六枝矿区指挥部（刘凤林为党委书记兼指挥，陈学彪为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李桥等3人为副指挥。先后计有工程处6个）、盘县矿区指挥部（刘辉为党委书记，卢章为指挥，倪世新、李飞为副指挥。先后计有工程处10个，后又整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41支队——相当于师級，编制2万人。工程处为大队，相当于团級。在施工期间，共牺牲指战员102人）、水城矿区指挥部（侯庚午为党委副书记，刘善水为指挥，吕坚信、牛宝印为副指挥，先后计有工程处8个）相继筹建成立，并在盘县矿区召开六盘水矿区总体设计审批会议，确定：总投资5.12亿元。其中六枝建井4对，年产原煤195万吨；盘县建井4对，年产原煤705万吨；水城建井8对和洗煤厂4座，年产原煤640万吨和入洗原煤能力440万吨。
是年5月至8月，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仼李井泉和铁道部部长、“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吕正操，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国家计委副主仼余秋里等，先后视察水城铁路建设工地和六盘水矿区。自此，轰轰烈烈的六盘水煤矿建设，更加密锣紧鼓更加快马加鞭——
从吉林、湖南、京西、广东、云南、河北等省，调入共2612人（含化验、印刷、测量、机修等人员225人）计9个勘探队、1个水文队、1个地测大队（含4个测量分队、2个地质分队、1个采样分队），以及36台钻机及1套印制设备分驻六枝或盘县或水城，并与时驻盘县矿区刘官屯的贵州煤田地质勘探公司一起，组建共有6284名职工和计有58台钻机的10个勘探队，以及水文队、建筑队、机修厂、化验室、测绘大队、技工学校、制图印刷各一的“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煤田地质勘探公司（简称地勘公司）”。接着，与地质部所属的贵州、云南、四川、福建地质局的4个地质队计31台钻机一起，共出动勘探人员1万余人和钻机89台，在六盘水全面开展投入经费1.1亿元、共钻探58万米、查明煤炭储量133.78亿吨其中精查88.74亿吨的煤田勘探会战，为矿区规划和煤矿选点提供了科学依据；
从黑龙江、辽宁、四川、吉林、河北、安徽、山东、云南、山西、武汉、淮南、抚顺、煤科院等20个省（市）14个矿务局100多个单位，调集施工、地质、设计、机械制造等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5万多人，暂不带家属，由原单位成立“留守处”。其中全建制调入基建局机关、机修厂各一个和工程处6个，包括5950台设备和30余万吨原材料以及配件、工具、部件、产品、半成品等等，凡需要的能用的，都一律带到西南三线；
从煤炭部北京建筑工程公司和太原建筑公司抽调部份人员，组成计有7个工程处的“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建筑安装公司（简称建安公司）”；
从舒兰矿务局调一个建井工程处支援盘县矿区；
从南京、镇江、苏州等地，抽调包括内科、外科、骨科、儿科、妇科、五官料、中医科等7个科室计60名中级职称以上医务人员及192名初级职称人员，组建300张病床的水城矿区医院；
将17号、33号、35号、43号、45号、47号、48号、54号列车发电站，先后调入六枝、盘县、水城，为三个矿区建设供电；
将华东煤矿设计研究院淮南分院的全部人员和上海煤矿机械设计研究院做选煤设计的人员，调水城土桥，组建共有８个设计队计528人（其中工程师105人，技术员和助理技术员265人）的云贵煤矿设计研究院，后更名为“水城煤矿设计研究院”。除盘县矿区的土城、月亮田、老屋基三个矿井分别由北京、沈阳、华东三个煤矿设计院组成的突击队设计外，六盘水三个矿区的总体规划和矿井、洗煤、选煤、筛选等等设计，都由该院全力承担；
将煤炭部参加修筑贵昆铁路的黒龙江、辽宁、四川、京西4个支铁大队，转建六盘水三个矿区的铁路专用线，并成立“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所属的“铁路建设指挥部”；
将抚顺矿灯厂“一分为二”，搬一半到贵阳蔡冲，组建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矿灯厂（后改称贵阴矿灯厂）；
将徐州煤矿机械厂“一分为二”， 一半搬迁六枝矿区，从抚顺、本溪、阜新等地抽调老工人等，组建1000多人的“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第一矿山机械厂”（ 后改为六盘水煤矿机械厂）。尔后成功研制我国第一台防爆特殊型电机车，产品远销东南亚；
将贵州省煤管局的第一、第二基建公司和建井工程处等六个单位，划归六枝矿区指挥部并更名为一、二、三、四工程处和矿山机械厂及电厂；
将抚顺十一厂“一分为二”，一半搬迁盘县矿区，组建“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671厂”，生产供应六盘水矿区所需火工产品。后更名为盘江化工厂，迁清镇市郊；
将安徽杜集机俢厂搬至水城矿区汪家寨红桥，并更名为“水城矿区指挥部机修厂”；
将贵州省煤炭工业管理局的蔡冲机修厂迀至六枝，与基建二公司机修厂合并，组建六枝矿区指挥部机修厂（后更名为六枝矿务局机电修配厂）；
1965年年11月3日至12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秘密视察西南三线建设，除建设西南铁路环线外，又深谋远虑地绘就了六盘水与攀枝花联盟和从单一的煤矿建设向钢铁、电力等综合发展的宏伟蓝图，将西南三线建设特别是攀枝花钢铁基地和西南煤炭基地六盘水的“煤钢电”配套建设推向了新的高潮——
1966年2月，鞍钢派出的领导、设计、施工、后勤人员共1万余人和搬迁的568m3高炉及配套的矿山、焦炉、动力等设备，在鞍钢副总经理陶惕成（后于1967年2月24日以身殉职）等的带领下，陆续到达水城；
是年3月，冶金部所属昆明、武汉、长沙、鞍山等设计院和三冶、七冶、八冶等施工单位共3万多人，会战沟壑纵横刺蓬遍地的三块田，建设10里钢城；
是年4月，建材部计划司、基建司、矿山公司四工区和北京水泥工业设计院、西南地质分公司203队、贵州建委组成的工作组，与由贵州遵义、广西柳州水泥厂抽调人员组建的筹备处一起，共7000多人先后到达水城响水河畔的花苗寨，开始筹备并建设负有支援三线建设、配合援外、与水钢协作（用炼铁水渣作原料且与石灰石往返运输）、由国家建委批准设汁能力为年产70万吨的水城水泥厂；
是年6月，鞍钢从所属八大矿山抽调1129名干部、工人，到水城观音山分片包干会战，建成有2千多人5个车间18个科室年产20万吨的中型矿山，供水钢炼铁之需；
是年6月底至７月中旬，受命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的彭德怀元帅，赴盘县和水城视察矿区建设和此前经水利电力部刘澜副部长察看初选的大河边水帘洞“水城发电厂”厂址；
是年7月，经水电部批准，由贵州省电管局副局长苏扬兼党委书玘、云南省电力建设公司副经理龚绍昌任指挥长，从西南电力建设局和电力设计院、贵州电管局和云贵两省电力建设公司抽调人员组成，直属西南电力建设管理局的“六盘水电力指挥部”成立。从此，伴随江南煤都的崛起，六盘水的电力规划、设计施工和供电发电，翻开了新的一页；
是年8月31日，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向国务院报告并经国务院批准，从郎岱、盘县、水城和晴隆、威宁、普定、镇宁七县分别划出6–12个公社，组建相当于省辖市一级的六枝矿区人民委员会（陈徳友任区长，魏祥三、田文郁任副区长）、盘县矿区人民委员会（朱迪任区长，冯福申、张作圣任副区长）、水城矿区人民委员会（程光道任区长，陈侠任副区长），以及下设的公、检、法、委、办、局和“政企合一”的贸易公司（商业局）以及银行、邮局、书店、粮食、供销等17个部门，并先后启用公章，为六枝、盘县、水城三个矿区如火如荼的煤矿建设和钢铁、电力、建材以及各行各业的建设，提供了政治、文化、后勤、治安、生活等方方面面的保障；
是年10月，负责土建施工的国家建委三局五公司和先期到达的华东电力设计院薛怀琨副院长带领的设计队、云南电力建设公司运送材料与工具的人员、山东电管局等单位调入的骨干一起，在汪家寨水帘洞安营扎寨，破土动工建设水城发电厂；
是年12月3日，“西南煤矿指挥部”向煤炭工业部书面报告六盘水三个矿区建设情况：
交通方面，六枝矿区已分别接通滇黔干线六枝站至六枝矿井和地宗煤炭筛分厂标准专用轨5.72公里和轻轨专用线4.2公里；盘县矿区两头河至小云尚公路43.5公里，年底通车；水城矿区接通水城西站至大湾专用铁路线40.7公里，基本修通野马寨至二塘公路27.1公里。
电力方面，六枝矿区三座列车电站共7500瓩已建两座，另一座正施工；六枝至水城汪家寨105公里输电线路于11月建成，水城矿区暂用六枝列车电站的补充电源；盘县矿区自备电厂正筹建。
地勘方面，完成地质测量137平方公里，地质钻孔68400米，地形测量324平方公里。
设计方面，完成一个矿区总体设计和4个矿井及4个机厂设计；盘县矿区的山脚树、火烧铺1、2号井和月亮田南斜井规划设计已完成。
矿井施工方面，六枝矿区继建年产60万吨的六枝矿井，已完成巷道掘进11000米；年产45万吨的地宗矿，已修掘巷道2380米。水城矿区年产60万吨的汪家寨平峒矿，已修掘巷道710米；年产90万吨的老鹰山矿井，完成井筒掘进39米；年产90万吨的汪家寨斜井，已提前于今年11月开工。
机厂建设方面，六枝机修厂已建成联合车间1174㎡，安装设备34台；新建水城机修厂5184㎡，安装设备46台，均已投产。
房建方面，建成各类房屋91400㎡，其中工业用房22100㎡，余为民用建筑包括土、石、荆条、竹笆墙、油毡顶等贵州式“干打垒”建筑和部份金属活动房屋。
建筑材料方面，扩建和新建砖厂各一处，年产砖800万块；混泥土预制厂一处，年生产能力4200m；砂、石、灰等土产建材，大部份包给公社开采……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建设西南三线六盘水的40多万大军（含修建铁路、公路的30多万军民）包括领导、设计、勘探、施工、后勤、商贸、民工等等的调动之速、范围之大、地区之广、单位之多、人数之众、云集之快，可谓日夜兼程，快马加鞭，史无前例。至于铁道部队，更是一声令下，雷厉风行，立即开拔……从“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1965年1月1日挂牌成立以来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经拓荒们“砍刺蓬，顶风雨；啃干粮，喝田水；踏稀泥，平地面；举火把，搭工棚；炸岩石，修公路；架桥梁，打隧道”的日夜奋战甚至献出宝贵生命，居然在六盘水的深山野岭中，既神奇般地创建了如此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又给后世留下了“艰辛创业，无私奉献”的三线精神。
随着六盘水境內贵昆铁路、盘西支线、水大支线和铁路专用线以及煤矿建设的先后竣工投产，1970年4月和6月，第一列满载六盘水深情厚谊的乌金，分别从水城矿区的野马塞和盘县矿区的火烧铺出发，一声长啸，喜迎朝阳，运往与六盘水煤矿配套建设的攀枝花钢铁厂，初步实现了小平同志代表中央书记处确定的“攀枝花的矿，六盘水的煤，钟摆式运输”的发展蓝图。
在以后的岁月里，虽说“三线”建设包括西南煤炭基地六盘水的建设，在经历了顶层筹划、全面起步、高潮迭起之后，有的又步入缓建、停建、回迁或调整、充实、提高或合并、转产、联姻等等一波数折的历程，但历史早已雄辩证明，当初倍受党中央国务院关怀的三线建设，既具有中国经济建设由东向西实行战略转移的史无前例的开拓意义，又大体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生产力布局不合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崎型状况，而且，还给中国的西北和西南留下了铁道、煤炭、钢铁、化工、建材、电力、军工、航天、航空等等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自然，也为贵州西部的工业大城市——“从地下冒出来的”江南煤都六盘水市的崛起，更为西部大开发时期将六盘水建成西南重要的交通枢纽和中国煤炭、电力、冶金、建材、煤化工和西电东送基地等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或许，中国历史上投资最多、规模最大、上马最快、时间最长的三线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战果，正是令敌不敢妄动而避免战争与促成世界潮流往和平发展方向转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毋庸讳言，上马过急、过于分散等失误特别是“文革”的干扰冲击，亦足引以为戒。
神秘代号
1966年7月，我们已从贵州省商业高等专科学校的前身——贵州省商校毕业。由于众所周知的“文革”原因，一直拖到1967年8月才分配工作。我们同届三个专业的17个男女同学，满怀建设“三线”的激情，按组织分配，才先后到位于汪家寨的水城特区政府办公室然后再到水城特区计委或文教局或贸易公司报到。
上班的第一天，贸易公司负责人之一的朱老继忠同志（1942年参加抗战，离休老干，已故），在面积虽为60来平方米、但有30多张办公桌显得十分拥挤的公司油毛毡办公室、当时我们戏称的“办公厅”里，举其大要，简略地给我们介绍了既行使省辖市商业局职能又具体经营业务“政企合一”的水城特区贸易公司情况和水城特区概况……
后来，我才断断续续地知道，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同时也为了保密，从1966年7月19日起，六盘水所有的地质、设计、施工等单位通通实行“三线代号”。例如，位于汪家寨水帘洞的水城发电厂，当时的代号是“300号信箱”；位干水城响水河畔、现今称为“贵州水城瑞安水泥有限公司”的水泥厂，当时的代号是“125厂”；位于水城土桥的“水城煤矿设计研究院”，当时的代号是“杨树农场”；位于水城三块田的水城钢铁公司，当时的代号是“青冈林场”；位于贵阳蔡冲的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矿灯厂的代号是“新光农场”；位于六枝特区下营盘的“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当时的代号是“大华农场”；六枝、盘县、水城三个矿区指挥部（后改为矿务局，再改为矿业集团公司），当时的代号分别是“摩天岭农场”“龙山农场”和“大河农场”等等。
另外，位干遵义地区的航天工业基地的代号为061，位于都匀地区的电子工业基地的代号为083，位于安顺地区的航空工业基地的代号为011……
伴随“三线”建设，于1965年12月18日成立，党政受煤炭部和贵州省双重领导，位于汪家寨相当于省辖市一级的地方政府，先称为“水城矿区人民委员会”，后改称为水城特区政府。那时，称为“特区”的还有六枝和盘县，而且直到现在，六枝仍称为“六枝特区”。这恐怕是解放后的神州大地上诞生最早的“特区”……
从老同志们的嘴里，我也才渐渐知道，创建水城特区贸易公司的老同志们，比我们仅先到22个月，也就是1965年9月2日才从省级商业部门和省商校抽调到水城特区。大概也是受“三线代号”的影响，这批干部也有个代号，叫做“9·2”干部。由郭玉龙同志负责，朱继忠、顾喜（1943年参加革命，现年近八旬）为成员，组成的负责水城特区商业系统自上而下筹建工作的领导小组，其“代号”为“三人团”。按“三线代号”的“惯例”，我们也被戏称为“8·0”中坚。不过，这些“代号”是“土特产”， 沒有形成红头文件……
这批“9·2”干部总共72人，其中随军南下的老干7人，最大年龄仅距“花甲”5年。他们或离妻（夫）别子，孤身一人；或生龙活虎，匹马单枪；或携儿带女，夫妻双双离开繁华的省城，扎根深山野岭，将人生最后的工作时光或青春或终生或子孙，通通献给了艰辛异常的“三线”建设时期的“油毛毡商业”……
深山特区
1967年的水城特区贸易公司及其仓库和所属的工农商店、蔬菜商店、糕点厂、食品站、照相馆、大众饭店等等，都位于汪家寨的东山。
除此之外，在东山“落户”的，还有特区政府（区长程光道，副区长陈侠）及其工作部门。例如公安局及其消防队，文教局及其创办的艺奇小学（带帽初中），粮食局、邮电局、武装部、计委、银行等等；也有时称“大河农场”后来迁至水城西站的水城矿务局（书记刘登仁，局长刘善水）及其招待所和医院；特别是还有一个紧靠贸易公司油毛毡办公室、东山所有单位的领导和职工共享、可排20余行纵队同时“打饭”的油毛毡大食堂……
于是，东山成了当时特区的政治、文化、商业中心。然而，这个“中心”除了特区政府办公的一栋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外，就即使是有特殊消防要求的银行和商业部门的仓库和商店等等，通通都是油毛毡建筑。这个以“油毛毡”造就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在中国历史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与东山相对的“西山”，有火车直达的“汪家寨洗煤厂”；有工农商店所属的油毛毡“西山门市部”；有经省教育厅、财政厅、商业厅批准，由“政企合一”的水城特区贸易公司协建，由1946年参加革命、现年已近八旬、亦是“9·2”干部的杨老树华同志任校长，恐怕是中国唯一的一所在油毛毡教室上课、办公、住宿的“油毛毡”中等专业学校——水城特区商业技术学校。但最多的，是拓荒者们居住的又矮又挤、“冬天冷得要命，夏天热得要死”、顺山修建的一层层一排排的油毛毡宿舍……
与东山比邻的“北山”，是年产60万吨和年产90万吨的“汪家寨平峒矿”和斜井的“乌金墨玉”开采区，堆满建矿井时挖出的废石、煤矸石之类，在炎阳下散发出燥闷逼人的熏人怪味……
东山南面，是“西山”与“东山”的“开口处”，也是穿山过桥、直达300号和二塘的沉沉铁路线……
站在东山偏南的一座小山顶上，举目一望，东西两山之间仅隔一片宽不过百米的田坝而“含情相望”。一排排一层层的油毛毡房屋，从山脚到山顶，栉比鳞次……
春天，阴雨连绵，长达数月，昼夜或雨晴的温差竞达10来度。于是，又离不开“矿区三件宝，雨鞋雨衣加棉祅”……
夏天，那些密密麻麻的油毛毡房顶，在炎炎的烈日下，一片银白，闪闪发光，散发出阵阵燥热而又刺鼻的怪“油”味，令人眩目令人气闷；夜晚入内，依然“闷似蒸笼”。再加之乱飞乱叫的“嗡嗡”蚊虫，更令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冬天，寒风凛冽，大雪霏霏，厚厚的白雪覆盖在油毛毡房顶上，长尺许的晶莹凌冰挂满油毛毡建筑的边沿，又“冷若冰窖”，“倦曲难眠”；特别是那冻得透亮的蛇型“柏油路”，又硬又陡又“滑不唧溜”，走在上面，既担心“坐滑梯”，更害怕摔到陡坡下的油毛毡房顶上，总让我们紧张得毛发直竖提心吊胆……
唯有深秋，“华灯”初放，在晶晶星星的夜幕下，才显露出“层灯”满山，灯光起浪，似接星空的神韵和豪放。此时，竟透出山城重庆的几分雄姿、几分气势、几分辉煌……
在异地工作的同窗，时寄素笺，询问我们居于何地？我们则戏复曰：深山里五方杂处的“油毛毡重庆”……。由于未亲临其境，再加之莫名其妙的“三线代号”，他们自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坟上窝棚
1967年，我们来到汪家寨时，既有“干打垒”油毛毡住房“挡风遮雨”，又有电灯电话自来水，实在算是享福的。最艰辛的是那些“先遣军”们，他（她）们初到荒山野岭，先得砍刺蓬，锄茅草，平地面，喝田水，啃干粮，不折不扣地“风餐露宿”，然后再搭起油毛毡住房，请它们遮雨、蔽阳、挡风、御寒……
1942年打“小鬼子”，领着妻子带着幺儿，从省会到汪家寨组建水城特区贸易公司的“老八路”——不怕鬼不信神的朱老继忠同志的两小间“夏似蒸笼、冬似冰窖、类似窝棚”的油毛毡“干打垒”住房，竟是“搭”在两座荒坟上。他那在食品站上班的妻子，在“家”特别是深夜偶尔一个人在“家”时，只要听到一点轻微响动，就似乎看见地下直挺挺的死人的两眼直直地瞪着她，既紧张又惊惧的她赶紧“双手合十”叨念：“你住你的，我住我的，俺们互不干涉……”比之在省城住的高楼大厦，真是天壤之别……
1969年，我们同届第一对喜结“连理”，在校时数学成绩名列同班女生前矛，但身体欠佳曾劝其休学，后来居然获全校女生长跑和爬山冠军、曾任钟山区物价局局长的肖君富全和在市五交化公司经理职位上退休、诚恳厚道的王君显光的油毛毡“偏棚洞房”，幸好占有“近水楼台”之利，又冒“违反消防规定”之险，勉强见缝插针，在他斯时当保管员的“五交化”油毛毡仓库的“山花边”10来平米的空地上，用废旧的楠竹为柱，以竹席为壁，用宽1米有余的两卷油毛毡加一层竹席盖顶，在同学们七手八脚的操劳下，几个小时内便举行了“落成”典礼……
那油毛毡含“油”特多，火柴一点就燃，这也许是称其为“油毛毡”的缘故。幸亏大家都清楚它的脾气，除了冬天用一小片来引火生炉子外，平时都异常小心。也许是老天保佑，那几年居然平安无事。否则，尽管公安局消防队的消防车一天到晚紧张“待令”，恐怕其后果将会比三国时期的东吴名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更悲壮，更惨烈……
“8·0”中坚和招自全省各地、正值豆蔻年华的88个水城特区商校的莘莘学子们特别是“9·2”老干们，也同来自五湖四海、穿戴各异、南腔北调、习惯有别的10多万“三线”建设“大军”一样，或告别双亲，单枪匹马；或夫妻双双，携儿带女；或别妻离子，孤身一人；或就地择偶，喜结良缘；尤其是有的女同志不仅“别夫离子”而且还“拖家带女”，先“露宿风餐”，后在油毛毡房里办公，在油毛毡大食堂排队“打饭”，住油毛毡大宿舍或全家老幼挤在又窄又矮的油毛毡“窝棚”里，品味着“夏似蒸笼冬似冰窖”、“散发油味令人胸闷”、“别夫离子拖儿带女”、“物资紧张工资又低”的艰辛，为了美好的今天，既艰苦卓绝又斗志昂扬地奋战在荒山野岭里……
油毡商业
从省城抽调到水城特区的“9·2”干部们，在当时特区政府财贸办公室（主任孙国民）的领导下，在“三人”领导小组的主持下，夜以继日、密锣紧鼓、分工协作、白手起家：
由郭老玉龙、朱老继忠等负责组建贸易公司本部及其工业品批发部，主营百货、针纺、劳保、五金、交电、化工、糖业、烟酒、石油、医药、文化用品及医疗器械等工业品的调拨批发业务。
由顾喜（1943年抗日，现年近八旬，离休老干）和黄埔末期毕业的温文魁等同志，负责协调筹建除粮食之外所有“吃”的商品的经营及其全矿区经营点的筹建工作。
由陈冠英（1949年参加革命，已去世）负责主持筹建主营饮食、照像、旅社、理发、浴池等服务业的大众饭店。
由骈子发（1949年参加革命）、汪平、初守浩、郭万锁、王明德、李顺鹏、罗世林、李金山等同志，分别负责组建公司所属但独立核算的蔬菜商店（主营蔬菜的生产及干鲜菜供应）、糕点厂（即汪家寨糕点厂，后迁至西站，再演变为现在的六盘水食品总厂）、食品站（主营生猪收购、调运）、冷库（负责生猪的宰杀、冷藏、鲜冻肉批发供应。现今黄土坡康乐南路处的“冷库”，就是当时经商业部批准修建至今倘存并依然发挥效益的唯一“古迹”）和主营工业品零售的工农商店（下属300号信箱也就是现在的水城发电厂、西山等实行报帐制的门市部）、红岩商店（位于现在的大垭口处。下属朝阳——现六盘水师专处，大河、卢家沟、矿务局等门市部）、水钢巴西商店（下属焦化、八冶等门市部）、老鹰山商店（下属水铁、水煤等门市部及照像馆、小河食品站等）、二塘商店、125厂（即现在的贵州水城瑞安水泥有限公司）商店……
我们到公司报到时，尽管公司“办公厅”仅是一间也是油毛毡加一层竹席为顶、毛竹编墙糊泥刷石灰为壁、共容30多张办公桌又才有60来平方米的“干打垒”房子（其实是一栋油毛毡房子与银行办公室一分为二）；尽管住的也是油毛毡大宿舍，吃的也是油毛毡大食堂；尽管蔬菜商店、大众饭店、糕点厂、工农商店甚至连仓库都是“干打垒”油毛毡建筑，但已结束了风餐露宿和无电无水的状况而且各项筹建工作均已基本就绪，业务也基本正常开展。同时，砖石水泥结构的西站糕点厂已基本建成；黄土坡钟山脚下也修了4栋砖石结构的仓库并继续增建；特别是经商业部批准、由汪平等同志负责筹建、位于现今康乐南路的“水城矿区冷库”已开工……
在短短的22个月内，又正值“文革”初期，从基建那怕是油毛毡加一层竹席为顶、以竹编墙再糊泥为壁、当地老乡称之为“干打垒”的基建到必要设备的购买和运输；从800来个职工的招收、培训到上岗；从数千万元各类商品小至缝衣针大至保险柜等等上万种商品的调入、运输、验收、入库、记帐、付款、核价、上柜到开门营业……，真不知“9·2”老干们要克服多少困难，熬过多少日日夜夜，付出多少心血和汗水，才使特区商业如平地楼台一样，伴随着矿区的开发与滇黔铁路的贯通、矿区铁路支线的建成及钢铁、建材、电力的建设投产，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油毛毡到高楼大厦，在野岭荒山中诞生、崛起、延伸、壮大……
如今，商海涌流，百舸扬帆，“三线”建设时期的油毛毡建筑和“油毛毡商业”，早已被高楼大厦所代替而荡然无存，就即使“踏破铁鞋”已“无觅处”矣！
然而，当时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情景和“油毛毡商业”，特别是为之奉献青春、为之奋斗终生、为之贡献子孙、为之别夫离子风餐露宿的十几万建设“大军”和“9·2”干部们，都将成为如火如荼的“三线”建设的一个缩影，一个精神的亮点，一个永恒的纪念……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