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本凤 李晋海：举上海之力包建贵州三线军工061基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个中国有两大社会热象，一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二是沿海城市的工矿企业搬迁内地。到大三线去，到小三线去，到深山老林里备战备荒，造出枪炮和导弹，狠狠打击帝修反。于是，车站里，码头边，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儿女，千叮咛，万嘱咐，骨肉难分，亲情难舍。有的甚至父母携子女一起奔赴内地三线，让城里的房子成为空巢，让年迈的双亲增添一份牵挂。他们把一腔热血和智慧勤劳无怨无悔地贡献给了共和国的国防军工事业，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是那个时代军工行业的特征。
中央决策，负责包建
三线建设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针对美国当时对中国形成了“半月形”的包围圈，及中苏关系因意识形态的争论而陷入了对抗型僵局，并爆发了一场局部战争。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以及帝国主义的核讹诈，中国政府为加强战备，准备打仗，决定对中西部地区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三线建设，并将大城市内的军工企业向“大三线”和“小三线”进行大规模的迁徙。所谓“三线”，是指当时经济相对发达且处于国防前线的沿海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的三道线。一线地区指位于沿海的前线地区；二线地区指一线地区与京广铁路之间的安徽、江西及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省的东半部；三线地区指长城以南、广东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其中西南的川、贵、云和西北的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而一、二线地区的腹地俗称“小三线”。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三线建设的原则是大分散、小集中，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甚至进洞”。于是，共和国历史上一场声势浩大的三线建设拉开了波澜壮阔的序幕。依据上述选点原则，并经过勘察人员的多次实地踏勘，决定在黔北地区组建一个地空导弹型号院的计划，由七机部（航天部前身）主抓，上海市负责包建。周恩来总理在签发国务院文件时批示，要求上海不仅负责黔北基地的包建工作，而且要帮助生产出第一批导弹产品为止。后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在贵阳听取了061工程指挥部建设情况汇报后，邓小平指示：“061工程由两部（七机部、建工部）、两地（上海市、贵州省）负责建设，并要求一包到底，拿出导弹。”
上海航天，勇挑重担
上海机电二局（上海航天局前身）成立于1961年，主要以研制生产地空导弹为主。而且在建局后没几年，就研制成功红旗二号地空导弹，装备部队后，曾击落过美蒋高空侦察机。按照中央和上海市委的指示，考虑到研制生产导弹武器装备的专业性及较高的技术含量，因此将援建贵州黔北基地的三线建设及帮助建厂的任务，包括以后的进入正常生产，决定由机电二局援助为主，并要求机电二局分出一半骨干力量支援内地。根据上级要求，机电二局所属厂、所承担包建黔北基地的项目，其中独立包建的工厂7个，与兄弟单位共同包建的工厂2个，包含导弹总体设计和总装厂、导弹发动机厂、导弹制导控制厂、导弹自动驾驶仪厂、导弹引信厂、导弹专用电机厂、发射设备厂、化学电源厂等，并明确包建的原则是一包到底，即从踏勘定点、基建施工、设备到位、材料准备、工人培训、干部配备等，直到生产出合格产品，交付国家验收为止。当时还明确机电二局所属的上海新民机器厂的1000余人和上海长宁蓄电池厂的480余人列为全厂内迁单位。于是，定点的各厂先后开始了工程建设，061基地掀起了一场大会战高潮，各个单位先从“三通一平”做起。当时川黔铁路尚未通车，人员、物资全靠汽车运输，其阵势用千军万马、浩浩荡荡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赴贵州的航天人，在艰苦的条件下密切配合施工搞设计，没有宿舍就住帐蓬，或自己动手搭建“干打垒”；没有电灯就用煤油灯和蜡烛照明。航天人克服一切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全力以赴建基地，只想早一天造出地空导弹，不辜负党中央对上海的期望。其中由长宁蓄电池厂包建的梅岭化工厂不到半年，主体工程就落成，该厂率先搬迁支内。他们仅用50天时间就完成了全面动员和准备工作，随后包下11节火车车厢进行设备、物资和人员的大迁徙，率先圆满完成搬迁任务。
五千大军，奔赴黔北
据老新民厂人、后任黔北基地高原厂（3655厂）厂长的王安才回忆，他和妻子于1970年第一批被批准去贵州三线，那时他们夫妻二人的名字都上了厂里的光荣榜。临出发时，厂党委书记亲自给他和妻子戴上大红花，敲锣打鼓欢送。而千里之外的母亲知道儿子和媳妇将要去贵州三线的信息后，老人家唯恐他们这一去不知何时再能见面，思念之心油然而生，于是置家里有5个尚小的弟妹不顾，匆匆来到上海与他们相见，为他们送行。看着老人家忧心忡忡、魂不守舍的神情，他不由想到古诗中“搴帷拜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的诗句。谁愿意亲人分离，谁不想阖家团圆？但为了航天事业，他们尽力劝慰母亲，让她一百个放心。母亲一边听着，一边不停地擦着眼泪。那情那景，让他肝肠寸断。他们奔赴三线后，老人家因操心过度，从而引发疾病，并住进医院开刀。后来，他经常给母亲写信，尽说基地好的一面，从不说困难和压力。多次去信后，母亲的情绪才逐步好转。而王安才的岳母家也有三个女儿，妻子是老大，两个妹妹也均在外地。为怕母亲担忧，爱人竟不敢向母亲说是全家去了贵州三线，而是说了一个谎，说是出差去了，暂时回不来。妻子用一个美丽的谎言，瞒着难以承受亲人分离的老人家，然后含泪奔赴遵义。虽不敢说当时那批内迁人都达到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境界，但航天人以大局为重、服从国家需要、克服个人困难的朴实思想从不缺失。支内人颜天鸿也在高原厂待了14年，后作为夫妻分居多年的特殊困难对象才调回上海。他回忆当年去遵义三线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他说，他从小就失去了双亲，一直是由外婆带大的，后来中专毕业分配到新民机器厂。那年上级决定新民厂全厂职工支内，这不由让全厂职工的情绪波动起来，许多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确实有很多困难，一下子叫他们到千里以外人生地不熟的贵州支内，有想法、有情绪也很正常。但颜天鸿的态度很明确，党叫你去，就必须得去，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所以他无须领导来做什么思想工作。当时厂里支内队伍分成三批出发，那年他23岁，单身一人，无牵无挂，所以被安排第一批去遵义。出发的日子他记得很清楚，1971年3月16日。他和厂里第一批支内人是在外滩十六铺码头上的船。也许是逆水行舟，这一漫长的长江水路行程竟走了七天七夜才抵达重庆。接着他们在重庆休整了一天，再坐火车到贵州遵义。他从未出过远门，一出门路上就是九天九夜，真是一辈子难忘。当他们抵达遵义后，第二批支内职工队伍也到了，原来他们是直接从上海坐火车出发的，路上的时间两天左右。而内迁老人丁渭象回忆说：当时我们乘火车经过两天三夜61个小时，到了一个叫桐梓的火车站下车，临时住在当地政府下属的面粉厂里。我们的交通工具有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一辆北京牌吉普车，还有一辆脚踏三轮黄鱼车，以及几辆自行车。由于当地人没有见到过车子，我们在吃饭时，他们问，你们吃饭，给它们（指那几辆车子）吃什么？惹得大家一阵哄笑。而对那辆黄鱼车，很多当地人也十分好奇地围观，问这问那，觉得很稀奇。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见到过黄鱼车。至1971年底，上海机电二局共支援061基地5200余人，随同支内的家属570余人，支内职工约占当时全局骨干队伍的二分之一。此外，还支援 061基地1000余台标准仪器、仪表设备；生产了7000余台（件）非标准设备、工装模具等；为生产第一批防空导弹产品提供了所需的全部元器件、原材料和部分在制品、半成品，以保证包建厂迅速投入试生产。1970年12月18日，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天，061基地弹体总装厂装配成功首批红旗二号导弹全弹，标志着该基地首批产品试生产成功。
上海支援，当仁不让
1968年3月，国家计委下达了由上海市包建的18个项目，除机电二局各厂承担的包建任务外，还明确由仪表局、化工局、交通运输局、卫生局、邮电局等分别负责包建有关配套项目。华东工业建筑设计院、上海建工局第八建筑公司等承担部分工程项目的设计和施工。为统筹上海地区各单位的包建工作，上海市于同年4月成立了包建061工程工作组，负责对全市承担的包建工作进行协调。经过各方努力，上海市承担的其他配套项目包建任务也先后完成。其中彭浦机器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重型机器厂和机床公司、电器公司、机械配件公司、橡胶公司、汽车修理公司、上无八厂、上无九厂等大中型国有企业分别包建了基地的各个配套工厂。上海卫生局、上海电信局、上海电话局分别包建了基地医院、电信通讯站等。至1971年底，上述单位共支援061基地4200余人，加上机电二局的支内人员，全市共支援061基地9400余人。至1971年底，贵州061基地基本建成，标志着上海包建该基地的任务胜利完成。
本文转自《上海老年报2019-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