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十七天 从江苏到四川

1952年，我从家乡的建湖中学毕业，与8位同学一起被保送到扬州华东第二工业学校（简称扬州工专，扬州大学前身）读书 。这是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办的专门培养军工人才的中专学校，学费、伙食费由学校包干，家里不要掏一分钱。

在学校里，我学的是工民建专业。1954年7月，我在学校里加入中国共产党，年仅19岁。1955年夏天，我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服从学校分配，投身大西南建设。

1955年8月1日，我和李安营同学（学校学生党支部书记）带队与180多位同学一起，从镇江坐船至武汉，沿长江三峡去重庆，再经成渝铁路去成都，等船、等车整整走了17天才到达成都，到784厂筹建处报到。 那时，新中国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助我国156个建设项目，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前身）将苏联援助的电子3个厂，784厂、715厂、719厂定点在成都东郊。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人才奇缺，我们这一批年轻人成为建厂骨干。1956年初，厂领导将我从基建科抽出，担任苏联专家格·阿索特尼柯夫的助手。在学校我学的俄语，我跟着这位教授级的建筑学专家学习了3年的技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57年冬天，苏联格.阿索特柯夫建筑专家（右2）与王春才（左1）等工程技术员在成都七八四厂正在建设的主厂房三层检查施工质量合影。 王毅 摄

1958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被召回，对于这位良师益友，我至今难以忘怀。半年后，在厂领导的支持下，我将苏联专家的技术建议，讲课内容，进行整理，编写成《格·阿索特尼柯夫专家建议汇编》，在系统内部出版了，全书共十四章，20多万字，有图有文，实用价值高，第四机械工业部建设司将书发到下属单位作为学习教材。我后来升为工程师免于考试，就得益于此。

那时，我担任基建科长，党支部书记，带着400多人的技术建设队伍常年住在工地上，背水泥、御木材，很苦、很累，爱人见我又黑又瘦，心疼得不得了。但我们都秉持着一个信念，那就是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安排，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发光发热，努力建设新中国。

扎根大西南 投身三线建设

1964夏天，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调整了第3个5年计划，加大国防三线建设的资金投入，三线建设被放在第一位。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西南局国防工业办公室，从各方面调人。经第四机械工业部推荐，我被抽调到西南局国防工办基建规划处工作。直到1965年2月，我到新单位报到之后，才真正了解了“三线”的含义。

1975年四川省国防工办基建规划处长王春才在工办组织：全省三线建设单位基建预算决算学习班上讲话。

那时的建设方针就是“靠山、分散、隐蔽”，把工厂建在大山深处，所以我们也就整天在荒山野岭中战天斗地，远离城市和亲人，许多往事令我难忘。1966年2月，我陪中共中央西南局国防工办领导田栋梁及国家第四机工业部高峻副部长及他的秘书陈国志在四川广元0821基地的建设现场蹲点，住在席棚里3个多月。当地的风沙特别大，被子上总是积上一层厚厚的沙，大家只好将头埋在被窝里才能入睡。记得1967年，我陪第六机械工业部刘星常务副部长、张同格司长选点工作组，在四川江津县德感区选厂址，中午在县武装部招待所食堂吃午饭，造反派武斗摔进一颗手榴弹，爆炸了，惊得大家躲到桌底下，所幸无人受伤。六机部四川三线建设筹建处在涪陵办公，1968年11月初，我与四川省国防工办综合处王志刚处长、六机部建设司设计处俞大猷处长由涪陵坐船到万县船舶仪表三线厂现场检查工作。5天后，与上海六机部第九设计院工程技术人员十几个人乘坐一辆大卡车、2辆吉普车，早上离开万县经梁平奔赴涪陵白涛镇长江边的432厂现场。当下午2点多钟，车队经过垫江县时，一伙背着枪的造反派将我们拦住，赶我们下车，抢走两辆吉普车，我们只好挤上卡车。山路难行，深夜才赶到432厂。惊险一场，技术人员提心吊胆搞现场设计，影响了建设进度。“文革”干拢破坏了三线建设，此即一例。1972年,我陪成都军区茹夫一参谋长、西南局国防工办蒋崇璟主任到四川省青川县789厂检查工作，住青川县招待所。被子有虱子，领导们就带头脱光衣服睡觉。三线建设创业期的艰难，我们都经历过，但大家都怀着报国之志，不怕苦累，为国家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谱写出辉煌的篇章。三线建设从1964年基本确定，1965年付诸实施，到1980年进入战略调整阶段，并于1983年成立国务院三线办（省级单位），有关省、市相应成立了三线办，具体负责各地区的三线调整改造工作。国务院三线办机构设在成都，后来国家进行机构改革，由于国三办是临时性的，于1993年被全国人大裁撤了。负责分管我们三线的邹家华副总理正好出国访问，等他回来后，考虑到很多调迁项目还没开工，有的正在建设，于是在1994年决定组建国家计委三建设调整办公室，是个厅级单位。 1994年4月，组织上让我担任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张培坤、吉大伟同志担任副主任。我们齐心努力工作，为三线调整企业服务，例如，向财政部、税务总局汇报三线企业困难，跑下了退税优惠政策。老处长郭自力同志感慨地说：“我们是白发人求黑发人！”前后累计退税140多亿元。三线建设由于厂址选择不当，带来很多的后遗症。比如说，在陕西凤州大山有一个厂，有些女职工不来月经，不生娃娃，人的牙齿发红，后来一查，有地方病，有放射性。建设初期要求搞得快、搞得急，缺乏科学考察，后来这个厂调迁到长安县。兵器564厂建在南川县山洞里，投产后才知道厂址下面有个煤矿，厂房下沉，肖景林老厂长形容工厂患了心脏病，不治理行吗？后来该厂列入国家“七五”三线调整规划，迁入成都龙泉驿区。

1989年1月14日，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规划二局副局长王春才（中）与陕西省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处长宫光安（左2）到陕西省凤州山中调研7107厂，067基地副主任周同(左)、7107厂张忠兴厂长(右)，介绍工厂1981年遭受洪水冲淹，厂房、职工任宅严重破坏。张忠兴厂长就住在这简易的蓆棚里，门口放着陈旧的自行车。这个厂后来被列入国家脱险调迁计划，搬迁到西安市长安县。生产经营全面发展，职工住上新房。

1989年9月13日,时任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规划二局副局长王春才(中)与规划二局郭自力处长(左) 赴位于宝鸡市开发区调迁建设的国营电子4404厂视察，听取该厂党委书记邵卫东(右)就新建的主厂房施工进展情况汇报

那段时间，我与三线办的同志们几乎长期在下面调研考察，对困难企业进行关、停、并、转、迁的审查甄别和鉴定。在山沟里的工厂，谁都想搬出来，都想挤到规划里来。 省里、部里、厂里经常找我们，可以说门庭若市。但是，国家给你一个项目，多少投资，不是你想搬就搬，得有条件。 第一厂址险情严重，无法生存和发展；第二你要有产品，不是简单的位移，得有军品或民品的生产任务；第三，你要有一点经济实力，有自筹资金；第四，你要搬出来，还要得到你主管部门和你所在的省里支持，即大家都要同意。当年三线建设是国家投资，搬迁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工厂要搬，钱从哪里拿？国家出40%，主管部出30%，调迁单位出30%。这就是三线调迁企业投资的组成。第二个，国家还在税收上给你照顾，比如说，生产的军品不交税，生产的民品交17%的增值税，先缴税务局，半年后退还，这个就是等于免了税。又给投资、又给优惠退税政策叫双给项目，不给投资只给退税政策让你在原地自己调整，叫单给项目。三线建设的调整，自1983年正式启动后，国务院于1985年，首批批准了“七五”期间121个国家调整项目，于1986年开始实施。此后，三线调整覆盖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28个行业，前后延续28年，国家投入了数百亿政策扶持资金，一共就地调整和搬迁了400多个项目，为这些企业的脱困创造了条件，不少三线企业，取得了二次创业的成功。因此，整个三线建设的展开和调整，是我党老一辈革命家的伟大战略决策，它开创了中国西部地区建设新局面，为国家今天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给人们留下了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精神财富，留下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是我们获得前行力量和智慧的思想源泉，值得我们继续认真研究和总结。

图为王春才（右3）2017年7月7日在成都召开的《三线风云》第三集首发式上强调指出：对三线建设我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去认识。第一，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来评价三线建设和调整；第二，要从战略上来考量它的必要性；第三，不能完全来算经济账。三线建设可以看作是打赢了一场硬仗，在经济上自然要花钱，在物质上也会有很大损失甚至人员牺牲。但如果没有三线建设，就没有西部地区的战略大后方，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大国地位！

传承伟人精神 为彭德怀补碑

我是1997年5月63岁时退休的。1999年时我得了脑梗塞，2、3年后身体恢复了健康，于是又投入到三线宣传事务中。由于我对三线方面较为熟悉，有感情，找我了解三线的人也很多，许多老同志去世了，了解情况的人越来越少，我自然也就责无旁贷地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我是一名工程师，却也喜欢写作，我出版过多部著作，尤其是《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三线》一书，成为首部反映彭德怀在三线工作经历的著作，再现了元帅的音容笑貌、高尚情操及铮铮铁骨。1998年，女作家原郁在《中国军工报》发表文章，称我是“为彭德怀补碑的人”。1965年11月30日，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彭德怀顾全大局，为了国家安危，由北京乘火车抵达成都，担任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上任伊始，彭德怀在听了有关部门汇报后，他以军事家的眼光，提出西南三线建设要突出“一点、一线、一片”，一点指的攀枝花攀钢大型建设项目，一线指的成昆铁路，一片指的贵州六盘水煤炭建设基地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基地等配套项目。强调突出重点，排纵队集中力量打歼灭战。1966年12月22日，受“文革”冲击，彭德怀被红卫兵揪回北京，惨遭批斗，关押8年后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301医院含冤去世。彭德怀在三线虽然只工作了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可是他却一心为国为民，以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巡视了几十个县市、几十个大型三线工地，解决了不少问题。由于工作关系，我在这段时间能经常近距离的接触到彭总，也深深地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那时每次三线工作会议都是在成都锦江宾馆召开，每逢开大会，彭德怀都是提前到会，孤单地在台下会场坐着。大会主持人请他到台上坐，他都谢绝了，而是在台下认真听、认真记笔记，从来没有架子。我还和彭老总一起看过电影呢。1966年9月15日晚上，与会人员在锦江宾馆看《战上海》电影，我碰巧和彭总在12排坐在一起。服务员递给他一杯茶水，彭总客气地把水杯让给了年轻的我。在看到影片解放军冲锋的场面时，彭总扭过头跟我说：“不是这样冲法，这是要吃亏的……”。这位平易近人的元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永远都记得他在永兴巷、玉沙路背着手，看批判他的大字报的场景，英雄末路的身影让人感到心痛。我在心中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用笔墨再现彭老总在三线的晚年岁月。我1957年开始写作，在报刊上发表多篇习作。在积累素材20年后，在众多老同志的支持下，我采访了近百位知情者，于1986年10月开始撰写长篇报告文学《彭德怀在三线》，叙述了彭德怀忍辱负重、在大西南任职期间工作、视察、生活的情景。1987年元旦起，文章首先在《军工导报》连载，1988年8月，经中央军委《彭德怀传记》编写组审查批准，由四川新闻出版局安排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出版，中央军委《彭德怀传记》编写组顾问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在301医院改稿64处，还为该书题词：“人间毁誉淡然对之，身处逆境忠贞不矢。”张爱萍将军也为本书题了词：“逆境受命气犹壮，为民为国心无私”。 中央军委《彭德怀传记》编写组顾问、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杜鹏程，也是《保卫延安》一书的老作家，他身患中风，抖动着手为本书题了词：“彭德怀同志在三线工作，还未见著作文字记载。《彭德怀在三线》填补了这个历史空白，是传记的重要补充，对读者有重大教育意义。”此书首版，3万多册书一下子销空，是因为彭德怀德高望重，心系人民。大家也渴望了解彭德怀出征三线建设的历程。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7月修订再版《彭德怀在三线》，此稿20万字，列为该社1991年重点出书计划，属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献礼书目，被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四川省新闻工作者协会评为1991年优秀图书，1998年被四川省报告文学学会评为优秀报告文学二等奖。

作者有关三线建设的部分著作

1994年，峨眉电影制片厂著名白宏编导将《彭德怀在三线》改编成电影剧本，经中央重大影视体裁领导小组批准，北京电影制片厂与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摄制了《彭德怀在三线》电影。1996年3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了隆重的首映式，雷飞成功地饰演彭德怀。国家文化部原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陈荒媒因生病住在北京医院，不能出席首映式。首映式主持人陈晓宏宣读了荒媒老的祝贺信：“不仅是对彭德怀元帅建设三线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的真诚缅怀，也是对全体三线建设同志们所取得伟大成就的真诚纪念和鼓舞。”同年4月3日，在四川省委的重视和安排下，四川省委宣传部席义方部长，在峨眉电影j制片厂放映厅举行了《彭德怀在三线》电影放映式，组织省四大班子领导观看，认为是一部好电影、正气歌。国家文化部授予华表提名奖，被四川省评为“五个一”工程奖。2008年10月24日，是彭德怀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四川人民出版社第四次修订再版，改书名为《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大西南》，2008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年3月28日凤凰网连载了《元帅的最后岁月》。2011年5月，在庆祝建党90周年前夕，四川省开展国家重点公益性文化项目“农家书屋”工程书目的评选工作，《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大西南》被入选中标，由政府出钱买书给“农家书屋”，为广大农民读者了解彭德怀元帅的高风亮节提供了一个通俗读本。学彭总、写彭总是我应尽的责任。抢救挖掘彭总在三线的事迹，为后人的学习研究留下珍贵史料，是我人生中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