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祖国三线建设的后人，那种随父亲转战南北的情感记忆犹新。当我打开这本如砖厚的《归去来兮》，尘封多年的记忆如戏台的大幕徐徐打开……如泣如诉。

作为上世纪60年代的三线二代，我与书中的许东峰、王小帅以及吕克勤的幼时经历何其相似，仿佛是同一个版本刻下来的生活。

1971年春天，在大庆油田奋战了7年的父亲，携家带口向湖北潜江广华五七油田开拔。当我们拔山涉水终于来到这片传说中的古云梦泽之地时，满眼全是磕头机采油树，还有就是不成样子的活动板房和由芦席搭建的简易住宿。油田会战就是这样，哪里有油哪里去，我们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1965年,石油勘探队伍在湖北省境内的江汉平原勘探发现油田。1969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在江汉油田进行一场石油会战。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场特殊会战对抢建“三线”、建设国防、改善石油工业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会战在武汉军区直接领导下组织进行。会战规模浩大,高峰时达到12万多人,钻机100余台。会战历时2年10个月。、

无论是油田会战，还是上海光学仪器厂的内迁，无一不是时代洪流中一代人的凯歌！

《归去来兮》，是唐宁三年采访写作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在此期间，她父亲罹患重病。父亲弥留之际，脸上所流露的“深厚的仁慈与护佑”，深深触动了陪护的女儿。由此，唐宁体察了父亲不惜命也要将她赶回书桌前的用心——那里有一众与父亲同龄的受访者，他们有的已经离世，有的已丧失记忆。她写道：“随着一代人的年迈体弱和离去，那些故事也将随风而逝。”

此书，准确地说这是一部新闻报道性的文字，却文采斐然，但对于那批从上海远涉贵州三线建设的先辈们来说，生活的真实有时远比文学更重要。估算起来，唐宁应该是《归去来兮》中“迁二代”的同龄人，或许稍长一些。她的写作，其实是在兑现对父辈的承诺。可以想象她在书桌前的情景，电脑开启，现世的纷扰被屏蔽了，而她独自走向过往，去追逐即将随风而逝的故事。

这部作品，让我全面了解了这场撼动中国的三线建设。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到七十年代末，在国家三线建设战略部署中，数百万东部沿海城市职工携家带口，迁往西部山区和内陆腹地，仅上海一域就有304个项目，411家工厂，9.2万名职工迁往大三线地区，随迁家属难以计数。由上海光学仪器厂拆分援建的贵阳新添光学仪器厂，只是其中一家。

本书以时间为轴，以大量的人物故事为辅，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那一代三线人的峥嵘岁月。

关于这场工业大迁徙的描述，所有的罗曼蒂克都是自我催眠。其实，那是规模空前，史无前例的备战布局。

20世纪60年代，对年轻的共和国来说，是极不寻常的十年。1960年夏，中苏两党关系破裂，苏联政府下令召回全部援华专家，按照老大哥设计铺排的建设阵仗遭遇了釜底抽薪。从铁路交通，水电矿区，城市规划，石油化工，钢铁冶炼到军事工业，156个中苏合作的重点建设项目，都成了“半拉子”工程。

摆在国人面前的是，中国必须得自力更生了。而摆在世界面前是，中国一旦能自力更生，就当刮目相看。

1961年到1963年间，美国的间谍卫星和高空侦察机，捕捉到我国罗布泊基地和包头核工厂图像，获知中国将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美方立即召开参谋长联席会拟定了打击计划，包括利用国民党特务渗透和反攻大陆，挑动南北朝鲜边境战争，实际空中打击以毁灭我核设施，动用战术核武器等……一系列打击中国的计划紧锣密鼓推进。1964年，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专家，起草了《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直接行动的基础》的绝密报告。

但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作战部也写出了预估战争风险的报告，指出我国有14个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约60%的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0%的国防工业。一旦发生战争，这些城市立即成为突袭的目标，后果不堪设想。

在两大超极大国挑衅计划逐步逼近的阵势下，毛泽东在审阅《关于工业的发展问题（初稿）》上的一句批示“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随后，他作出了建设大三线后方基地的决策。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于是，上千万人的命运就此改变。那是在偏僻的崇山俊岭中开山平地，安营扎寨的阵势；那是刘伯温“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的预言；那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壮怀激越……那是志在千里，四海为家的豪迈，那是”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动员口号和荣誉感，让很多职工对内迁心向往之，这亦是内迁得以顺利展开和神速推进的基础。内迁职工和家属怀着”让毛主席睡好觉“的虔诚心愿，奔赴贫瘠偏远的三线地区，投身于后方基地建设。他们永远相信任何付出都是神圣而有意义的，因为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紧密相连。

”献了青春献子孙，献了子孙献终身“——从中你分明能读出一种国家被当作画布擘划时的气派 。

话虽如此，另一重事理却无法回避。常识告诉我们，往往是国家的命题越宏大，个人的际遇越渺小。譬如，当“被改变命运者”的基数是千万时，作为分子的“1”便犹如恒河里的沙粒，何足挂齿？哪怕他（她）的故事同样鲜活生动，哪怕他（她）的经历足够跌宕起伏。

好在唐宁躬身把部分沙粒捡拾起来，庄重的、敬畏的，又是审慎克制的。我想说的是，这种姿态值得我们脱帽致敬。

当然，唐宁写作《归去来兮》没有包罗万象的企图。她只是截取了大三线建设时代洪流中的一脉，由上海西迁的304个项目、411家工厂、9.2万职工里的一个典型样本：上海光学仪器厂拆分援建的贵阳新添光学仪器厂。你可以将此视作从杨浦黄兴路到贵阳新添寨的一次时空连线，铺就这根线的，是西迁800位职工和更多随迁家属的口述、笔记、回忆录、档案材料，以及不知所云的碎碎念。

这一个个“无一虚构”的人物，是恒河沙数里的“1”。渺小的、不足挂齿的，也是丰富的、百分百的。所谓每一个看似平凡的个体，对于他（她）自己而言，都有着波澜壮阔的遭逢。大潮中的一叶浮萍，令人动容之处就在于它不可知不可测不可把握的前程。

厂址勘察小组的飞机在强气流中失控、起落架发生故障时，场景是惊险的；先行营造厂房的工人突然接到“一律留下、安家落户”的指令时，表情是惊愕的；工厂西迁不到两年，中国首台潜艇指挥潜望镜便完成研制安装，成就让人惊叹；而2002年，曾经的明星企业——新天光学公司破产资产拍卖的消息登上《贵州商报》的头条，其间落差叫人惊诧。

上述种种，或许是《归去来兮》中蕴含戏剧冲突的一幕幕，而经历这一切人们，有着真实的兴奋、快慰、苦恼、彷徨和幻想。唐宁将他们的故事打捞，拼接成一段完整的人生。她要为他们立传。

以花名册上排序第一的葛民治为代表的“迁一代”已经或者即将谢幕，他们中部分回沪的老人，在每年续保时，甚至要手持当日报纸拍照以证明自己存活。以内地第六代导演王小帅为代表的“迁二代”用作品诠释着父辈的爱与怕。王小帅的父亲、随迁家属王家驹，晚年为了宽慰觉得连累自己的妻子，挂在嘴边的话是：“是你的错吗？那是大洪流啊。”

用不可抗力来解释施加于自身的创痛，是对那个时代的理解与宽容。我相信，理解出自本意，宽容也发自内心。岁月是最好的劝降者。那些当年举家西行的人们，很多年后当他们东归回到故乡才发现：让他们感到陌生的故乡，而他们无比熟悉的竟是他乡。此时此刻，乡关何处已不是问题，因为岁月本身就是回家的路。

人的一生，无非就是无数次的出发与回归，离散与团聚。人与人关系的结局，恐怕离散还更多一些。而唐宁犹如一位有心的主妇，以“新天厂”的名义把终将离散的人们聚拢在一起，共同诉说着属于他们的往事……

这样的温暖，我希望持续恒久！往事不会如烟，我们不会忘记，共和国更不会忘记！

2020年8月23日写于湖北潜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