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俊:对三线建设历史功绩多角度认知的思考

当前,对“三线”建设研究的势头方兴未艾,不少专家、学者引经据典,推出了许多的研究文章。纵观不少文章中,对“三线” 建设的功绩往往多从“三线”建设奠定了深厚的工业基础、缩小了沿海和内地的差别等方面进行阐述。笔者认为,在全民共筑“中国梦”的今天,对“三线”建设壮举,应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用与时俱进的视角和观点进行探析,特别是对当年“三线”建设的历史功绩,应从多角度重新认知。



“三线” 建设是六、七十年代我国特殊形势下的大迁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分歧,关系逐渐裂变,乃至彻底破裂。苏联蓄意挑起多起边界事端,不断举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中苏纷争逐渐趋于白热化。台湾当局不甘失败,叫嚣“反攻大陆”的声音日趋疯狂和激烈。印军屡次越过边境,侵占中印边界东、西两段我国领土,局部摩擦升级为小规模战争。日本、韩国等国对我国也持敌对态度,周边的紧张局势为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笼罩上了一层战争的阴云。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在“要准备打仗”的战略前提下,勾画出了“三线建设”的宏大构想,高屋建瓴地提出“三线建设要搞好”的战略决策,决定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建设一批隐密型的军工企业。党中央一声号令,各地闻风而动,仅在“大三线”建设区域,就有超过400万的建设者,从城市向山区、从东部向西部进行有组织、有目的的迁徙。而“小三线”地区亦犹过之。如,修建山西境内的太焦战备铁路“3202”工程时,当时铁路第三工程局就有8.4万名职工、家属及子女,离开其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从东北林海雪原,经过长徒跋涉,迁到内陆地区山西省太原、榆次等地。而配合战备线施工、散布山西省晋中、晋东南两个地区36个县市的基干民兵,则都带着铺盖、锅碗瓢盆,以部队编制形式,从居家地迁到了施工沿线。不管是长距离迁徙,还是短距离移动,建设者们没有蛮怨、牢骚,而是豪情满怀,排着队列,举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喊着当时铿锵有力的口号,浩浩荡荡,蜿蜒挺进。真正是中央有号令,部委有部署,企业有行动。“三线”企业的迁徙不是短期行为,像大西南地区军工企业里的“三线”人,有的一家几代人都在企业里工作、生活,可谓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整建制迁徙,是特殊年代里为了国家民族共同利益的一种庄严抉择。


“三线”建设丰富了“三线”区域的语言文化。由于“三线”军工战备企业的选址,以“靠山、隐蔽、分散”为导向,因而“三线”企业整建制的迁徙目的地,大都是深山老林、边塞僻壤。“三线”企业厂区俨然独立,工作性质极度保密,但建设者们的生活却不可避免地与居住地群众交融在一起。特别是大批的建设者家属涌入后,与当地群众的交往日渐频繁,异地的语言冲击着当地的乡音,久之,语言的交流、异化,成为破解双方交往障碍的快捷方式。职工、家属渐渐听懂了当地乡村的方言俚语,当地群众亦渐渐听懂并学会了“三线”建设者及家属们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如此,在“三线”建设区域,出现了“普通话”与地方话交织、吴侬软语与客家话相谐的场景,乃至衍生出了融合多省份语音特点的新语种。那种带着乡音、掺着“三线”元素的“普通话”,宛然成了“三线”人的一个特殊标志。


三、“三线”建设对贫困山、老区人民群众思想意识的启蒙不可低估。“三线”建设区域均是当时经济非常困顿、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生活水平低下、人民群众思想意识比较懵懂所在。当地群众普遍沿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有的世代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深山野坳,思想观念极度守旧、落后。因“三线”战备而迁徙到西南地区和内地的军工企业,初期是“小而分”,渐渐地达到了“大而全”。大批的专业技术人员,本身都是企业的佼佼者,无论是学识、见解,还是生活阅历,都可圈可点。在与地方村镇的渐进融合中,“三线”企业所折射出的先进理念,“三线”人相对正确、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都不可避免地对当地群众意识的启蒙产生了潜移默化影响,引发了当地群众邯郸学步式的效仿。以太焦铁路修筑时期为例,铁路企业的进驻、火车在老区的开行,使老区人有机会见识了域外世界,铁路职工比较“时尚”的生活方式让老区人大开眼界,同化了山区群众的生活习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太行老区铁路沿线群众绝少吃鱼吃鸡,当时群众普遍感觉鸡鱼虾的“腥”味过重,“消受”不了。修筑太焦铁路初期及至后来一段时间,铁三局施工人员在沿线乡村里,花几毛钱即可买一只大母鸡,河里成群的鱼虾鳖任人捕捞。太焦战备铁路开通后,受铁路大型国有企业职工生活习惯的影响,老区人原本地域特色极浓的传统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原先不吃的鸡鱼鳖虾,渐渐得到老区群众的认可融纳并摆上了当地人婚嫁的宴席。同时,战备铁路线让原来封闭、落后的乡村不再宁静,原本质朴、憨厚的老区人渐渐接触到了山外世界,“走出去”和“引进来”渐成常态,不断地与乡、镇、城市有了共融。


四、“三线”建设对贫困山区的扶贫助推作用可圈可点。“三线”企业进驻后,初期为了保密,几乎是全封闭。八十年代,随着“三线”军工企业相继下马,不再有保密纪律的约束,与驻扎地政府部门、乡村群众的交往逐渐多了起来,经过转型升级和不断繁衍、拓展,有不少原来的军工企业与地方村镇渐进融合,形成了典型的城中村。不再是单独的、封闭的集体,而是变成了当地生活圈的一份子。这些“三线”军工企业,依托雄厚的人才、技术力量,在转型发展过程中,为山区、老区的脱贫致富搭建了平台,触发并刺激了地方经济朝着新的目标快速发展。如攀枝花,原本是一个一名不文的偏僻村寨,因攀枝花钢铁企业及“三线”配套企业的重推,封闭了数千年的攀枝花加快了开放发展的步履,成为西南地区的工业重镇。类似攀枝花这样因“三线”企业进驻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助推山区、老区脱贫的事例不在少数。一定程度上讲,“三线”企业不仅是政治企业、战备企业,同时也是对贫困山区、老区影响最深的致富企业、感情企业。只有站在当今全民奔小康的战略高度,我们才能充分理解“三线”建设的深刻内涵,才能充分认识到“三线”企业在助推“中国梦”的进程中,所赋予的那种感情色彩是多么厚重!


作者简介:曹俊,男,现年57岁。为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常务理事,太焦铁路建设研究基地秘书长。在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南工务段任党委办公室主任。虽非三线人,却关注三线事。已推出反映太焦铁路建设的26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太焦记忆》。在三线网,三线视点,《晋中日报》等报刊网站刊登了多篇有关三线建设研究的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