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皓 : 一朵盛开的攀枝花



——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参观记
在我的想象里,攀枝花应该是大红色,一朵朵如火在林立的烟囱前热情奔放地盛开。



让我想不到的是,三十多年后的一个隆冬,我真正到达攀枝花,迎接我的是阳光和白云。我到达攀枝花的方式有如好来坞大片,飞机在莽莽群山上盘旋,巨大的轰鸣声不绝于耳,机翼下群山起伏,像一片褐色的海洋无限蔓延。一阵轰鸣过后,飞机降落在一个山头,我走下舷梯,眩目的阳光激得我眯住双眼,恍惚中一朵白云从眼前掠过,我一惊,睁开双眼,周围山头林立,白云缭绕。我到了一个怎样的仙境?接机的司机说,机场在海拔1980米的山顶,气流太大,飞机要盘旋很久才能找准山头。
汽车顺着山路往下盘旋,沿途绿树成荫,鲜花盛开,季节已是数九寒冬,这里却春意盎然。转过几个山头,在一个分岔路口,司机告诉我,往左转是去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的道路,博物馆是攀枝花不可不看的风景,从空中俯视,像一朵盛开的攀枝花。攀枝花真的是一朵花而不是一个地名,我的想象是真的,我兴奋地缠住司机想去见识攀枝花。他回答攀枝花又名红棉,原产印度,是热带及亚热带落叶大乔木,外形高大,春节前后开花,先开花后长叶,花开时满树鲜艳。你们来早了,但可以去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看看,那里面储藏了攀枝花和三线建设的记忆。攀枝花原名渡口,最初只有七户人家,门口有株高大的攀枝花树,找矿的勘探队找到这里,就顺口叫攀枝花了。攀枝花是全国唯一以花命名的城市,城里的人百分之九十八都是因为三线建设移民而来。
司机的提醒让我一愣,三线建设进入了博物馆,三线成了遥远而古老的记忆?可不,曲指一算,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半个多世纪,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在博物馆的陈列里只能算现代史,但对于被“好人好马上三线”口号召集来的三线人,却不是墙上的一句标语口号,而是几代相连的命运改变。作为在三线厂长大的三线二代,我只是大时代里的小人物,小人物的命运是如何被时代浪潮拍动的?带着命中注定的疑惑,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来到博物馆参观。
博物馆坐落在群山之中。攀枝花市是万里长江上游的第一座城市,金沙江,雅砻江在这里交汇,这里的山平均海拔2000多米,房子大多依山而建,博物馆也不例外,错落有致的山头围绕着一朵盛开的攀枝花,这个美景从空中俯视美不胜收,从陆地仰视也让人震撼。走近博物馆,一幢花瓣状四棱形的米色建筑映入眼帘,它用黑色大理石镶边,玻璃做面,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百岁老人宋平题的馆名:“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十二个镏金大字镶嵌在门头。
迈进大门,迎面一个展厅,厅前立着一个高台,高台周围绿树环绕,台上奉着毛泽东的半身塑像,塑像后立着一块透明玻璃,写着极具特色的毛体字:攀枝花建不成,我睡不着。鲜红色的字体,透着毛泽东的焦虑和期盼。我仿佛看见他日夜不宁,在巨幅的中国地图前踱步,思考着中国的未来。他在酝酿一出顶层设计,这场设计的名称叫三线建设,这场设计的重点在攀枝花。为什么是攀枝花?



我顺着指示牌,来到一个展厅,看见一幅特别的中国地图,上面标着中国三线建设区域划分示意图。这幅地图用醒目的蓝绿橙三色把中国从四周分割成三层。蓝色是外围一线,绿色是过渡二线,围在中间的橙色是三线。



这片橙色地带是中国西南山区十三省,我在地图上找到攀枝花的大致位置,川滇交界处。这个敏感的位置让我想到一张网红图片:滇缅公路24拐。抗日战争时期,当中国所有的外部通道被切断时,这条公路成了中华民族的生命线,这条公路揭示了云南与缅甸之间的联系具有关系全局的重要战略意义,它是中国通往印度洋的关键通道。攀枝花做为通道上的站点,拥有便利的交通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可以打造成工业重镇,成为中国的战略后方。中国有了这样的战略后方,才不会出现抗日战争那种手慌脚乱的局面,才不会惧怕咄咄逼人的战争威胁。攀枝花成了毛泽东的定海神针,这个钢铁基地建好了,他才睡得着。

我站在这幅地图前,深深体会着毛泽东在五十多年前,面对共和国面临的虎狼环伺的凶险格局,果断地投掷出“三线建设”这步大棋,是多么深谋远虑、坚定有力啊!
我带着对历史的思索,继续往前走,在一个展柜里看见一张珍贵的文件,这是周恩来写给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报告的原件,毛泽东龙飞凤舞地批示:此件已阅,退周总理。



这份文件显示出三线建设是十足的顶层设计,主席谋略,总理执行。
再往前走,我看见一排照片,这是当时三线建设领导小组成员,清一色的开国元勋,阵容强大:三线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李富春,时任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国务院工交办主任。副组长簿一波、罗瑞卿,簿一波时任副总理兼计委副主任、经委主任,罗瑞卿时任副总理、总参谋长、国防办主任。组员有:李先念、谭震林、谢富治、杨成武、张际春、赵尔陆、吕正操、程子华、谷牧、韩光、周荣鑫。
在这排照片里,我第一次看见了传说中的赵尔陆,他全副戎装目光炯炯地望着前方。我们厂的老前辈给我说,我们的厂址就是赵尔陆亲自在直升飞机上选定的。他坐着飞机在空中看地势,看中了,在地图上划条线,我们的老前辈就扛着红旗沿着他指引的方向挺进大山沟。



那是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我感叹地继续向前参观,看见一幅实景画,一部披红挂彩的解放牌卡车整装待发,周围站满敲锣打鼓放鞭炮的送行人,两边挂着标语: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这幅画洋溢着那个特定年代的朝气和激情,我想前辈们就是以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精神,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勇往直前,在人迹罕至的大山沟里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军工厂。



我在博物馆里游走,一台手动电话交换机落入我眼底,这台旧机器很像现在的电脑操作台,不同的是竖起的台面上布满黑洞洞的插口,它默默地呆在一个角落。角落上方挂着一张照片,一群戴着耳机的女话务员坐在机子前紧张地忙碌着。照片前头的女话务员留着长长的辮子,她的模样好像我妈妈,她当年就是甩着长长的辮子,义无反顾地带着年幼的我从城市到大山沟里接线。她坐了一天一夜汽车到达后,连行李也没有打开就赶去上班,我只好随她坐进总机房,新奇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在我童年的眼里世界是那样神奇:那长着五颜六色插孔的交换机是多么高大,戴着耳机的妈妈是多么神气,她灵巧的双手在红黄橙绿的插孔间来回穿梭,各种各样的声音就长长短经地从这里流出。我觉得妈妈好伟大,象个神奇的魔术师。




我感慨万千地抚摸着这台机器,就像抚摸我的童年。三线建设真是全国一盘棋,格式统一步调统一,我生在湖南长在湘西,居然在川滇交界的攀枝花找到了人生切入三线的初始点,这台机器像一个神奇的按钮,开启了我三线二代的生涯,我惊奇地发现少年的生活在博物馆里一一呈现:一栋干打垒的二层楼房,房上写着“艰苦创业无私奉献”;一间小屋子,里面放着双层床,书桌,大立柜。我仿佛看见少年的我被军号从双层床上惊醒,一弹而起,从书桌里扯几张饭菜票,背起书包在食堂买馒头,一边啃馒头一边奔向学校。奔着奔成奔成了青年,奔进了车间。我在热气腾腾的车间实景图前停留良久,看着那些熟悉的车铣刨磨钳床子,仿佛闻到一股夹杂着汽油机油的金属自豪感:咱们工人有力量,要把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那头去!



三线人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一些工业基础薄弱,很少工业、国防、科技能力的三线地区,成长为现代化的工业城市,一些不毛之地成为现代中等城市。攀枝花市、六盘水市、十堰、金昌完全是因为三线建设而兴起的城市;而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西安、兰州、太原、西宁、银川等中心城市的工业知生产能力也因为三线建设而大大加强;至于三线省区因三线建设而得到加强的中等城市那就更多了。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企业、上市公司,如二汽、江汉油田、长庆油田、攀钢、酒钢、成飞公司、东方锅炉、东方电气等等,都是因三线建设而成。

二十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一瞬,对于成长的我却是整个青春,我在三线建设的洪流中长大,长大后三线建设进入调整阶段。1986年,中央成立了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博物馆保存了这份原件。我在这份文件前驻足良久,命运在这里开始了转折,我们厂从这时开始实施搬迁计划,时代的浪潮就是这样裹挟着我滚滚向前。



再过了三十年,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成立,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百岁老人宋平题写了馆名,博物馆展示了馆名的由来,宋平同志处的来信原件和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陈东林的收信原件。



在这里我看见了很多口述视频,原国家计委三线办主任王春才的口述视频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位可敬的老人一生投入三线建设,对三线建设的文化建设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据统计,口述历史视频120人,8000多分钟。这项展览很新鲜,别的博物馆没有,他们展览的历史太久远,只有图片和文物静静地诉说,而这里三线建设的亲历者可以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后人,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回忆。



博物馆里不断有人进进出出,大多是老人,他们大约和我一样,都是三线建设的参与者,他们的脸上都写着怀念和虔诚。
我走出博物馆。阳光把整个攀枝花揽进自己的怀中,远处群山魏巍,博物馆像一朵盛开的攀枝花开在群山之中。
攀枝花是一座城,城里有一朵永不凋谢的攀枝花。一座城市因三线建设而得名,一段历史被一座城市纪念。是三线建设造就了城市?还是城市烘托了三线建设?或许都是。


2020年1月7日


作者简介:余皓笔名湘女,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写作学会会员。出生在湘江河畔的长沙城,生长于湘西沅陵大山深处一个备战备荒年代兴建的军工厂,生活在洞庭湖畔的岳阳城。作品散见于《湖南日报》《湖南工人报》《长沙晚报》《广州文艺》《吐鲁番》等报刋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