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庆杰:煤海深处军旗红(纪实文学一)



当我第一次听到神圣、崇高的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给人类的西方神话故事,内心确实很感动。但今天我要报告给读者的正是“东方普罗米修斯”们真实的故事。而这些故事无数次的令我感动不已! 特别要说的,他们是中国工业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一群曾经穿着军装在煤海深处奋战的的矿工!  

                                    ——题记


岁月如流。时光倒溯至20世纪60年代。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根据当时非常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用高度的战略眼光作出了“三线建设”的伟大战略决策。

三线建设是指从1964年到1980年在我国内地十几个省、自治区开展以战备为中心,以工业、交通和国防、科技为基础的大规模基本建设,称为“三线建设”。所谓三线,是由我国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划分为三条线。一线指沿海和北部、西部边疆地区;三线在当时中央军委文件从地理区域上划分的范围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了十三个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地区,俗称为“大三线”;二线是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区。三线建设历经了三个“五年计划”,先后投入了2050余亿元资金和数百万人力,安排了数千个建设项目。这种史无前例的工业化建设,对中国工业布局和对后来的国民经济结构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无疑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西部大开发”!

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同意“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但当时面临国家工业基地建设规模和战备工程的不断扩大,基本建设任务越来越繁重。与此同时,基本建设施工队伍越来越庞大,职工平均年龄越来越高,老弱病残越来越多,家属拖累越来越重,跨区域远距离调动非常困难,队伍的更新很难解决。而基本建设施工队伍具有流动性大、突击性强、工作条件艰苦的特点。要解决这一突出的矛盾,就必须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1966年2月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在会上提议把部分施工队伍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此事做了初步研究。2月21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到长沙就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提出准备把全国的300万工矿企业的基建队伍,在今后三五年内逐步军事化,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实行义务兵役制。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说:“这个办法我赞成。”2月28日,中央书记处研究了施工队伍逐步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的问题。3月11日,国家建委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向中央写了《关于施工队伍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试点意见的报告》,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一旦有事,好处无穷。”3月30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指出:“把施工队伍逐步整编为劳武结合、能工能战的基本建设工程兵,是实现队伍革命化,保证队伍不断更新,提高战斗力的根本性措施,最能适应边备战、边建设的需要。可以肯定,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实现。”特别是7月27日,中央军委在同意并批转国家建委报告时指出:“中央关于把基本建设施工队伍逐步整编为劳武结合、能工能战的基本建设工程兵的决定,完全符合毛主席关于‘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的伟大战略思想。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不仅对实现施工队伍革命化、促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加强战备、巩固国防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正是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基建工程兵13个行业各部队陆续着手组建。当时的国家煤炭工业部党组决定首先在贵州盘县矿区进行整编试点工作,并派出了由煤炭工业部政治部副主任刘耀礼为组长的工作组进行具体指导。煤炭工业部副部长钟子云亲临盘县矿区作整编试点报告,推动整编工作。

1966年4月,基本建设工程兵煤炭部队的整编试点率先在煤炭部第76工程处展开,随后全矿区开展整编工作。

上述历史背景,算是给读者在听我故事之前的一个铺垫吧。至于后来的事情,还是让我故事的主人公们自己亲口告诉各位读者吧!

            

“工改兵”的故事


01

我叫费鸿声,1939年11月19日,出生于辽宁省锦县白台乡。我在锦县上完中学后,考入阜新矿业学院。1964年毕业被分配到煤炭工业部所属第14工程处工作。1966年祖国“大三线建设”初期,我所在单位要成建制去支援贵州。5月份我们前往沈阳坐火车,经北京、武汉辗转到贵州安顺下车,住了一夜后换乘汽车到达位于盘县特区老屋基的驻地。当时的老屋基一片荒凉,不仅比临去之前想象的还要荒凉,而且生活设施一无所有。所以,第一个任务就是马上动手盖活动板房让人员先住下来。第二个任务是从大板桥到老屋基没有路,需要我们自己动手修路。而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也非常的艰苦——家里都没有电灯,等我们安了电灯后会转圈看了又看觉得奇怪;当看到部队的汽车,特别是小吉普车跑那么快都感到好奇;还有个真实的笑话:当地有姑娘看到我们在拖长江边洗衣服用肥皂又干净又快,觉得神奇,竟然说:你能给我肥皂我愿意嫁给你。由此可见,当时当地的生活条件是啥样儿了,现在说起来真的有点令人难以置信。

我们到驻地不久,正赶上基建工程兵煤炭部队开始整编,从铁道兵来的建军骨干进驻单位,我们开始了边干活边军训。两个月后的1966年8月1日,我们早早起床,穿上崭新的军装,步行前往盘县瓦窑厂,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第41支队建队授旗典礼大会。

八一的瓦厂,晴空万里、红日高照,放出万道霞光。广场四周群山起伏,如同海洋的波涛;青松翠柏点缀着部队整齐的“干打垒“营房。会场四周一面面红旗迎风招展,描绘出一幅壮丽的画面。广场主席台上方横挂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第41支队建队授旗典礼大会”的会标,两旁竖立着大幅的毛主席语录和宣传标语牌。会上,由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田维扬代表中央军委和国防部,宣读了授予41支队(师)及所辖由原煤炭部所属第14、19、74、75、76、77、78共7个工程处改编的401、402、403、404、405、406、407共7个大队(团)番号的命令和军政领导干部的任命。然后,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和建队授旗仪式。一支光荣的基本建设工程兵煤炭部队诞生了!中国煤炭工业战线有了第一支“野战军”!

会后我单位即改编为41支队所属7个大队之一的402大队(团)。我在1区队(营)4中队(连)任技术员。1969年调入1中队任副中队长,1970年任中队长;1973年4月调大队工程(作战)股任副股长。1974年4月,我随402大队先遣组赴辽宁省铁法矿区参加新的建设任务。直到1983年部队撤改后,我先后担任煤炭部第二建设公司副经理、原铁法矿务局副局长兼多种经营总公司总经理。

如今回想起在贵州三线建设时期的往事历历在目:当年大学毕业不到两年的我,虽然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身体也不好,但我毅然、决然,积极响应毛主席建设大三线的号召奔赴贵州盘县。而随着单位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我也光荣地成为了普通一兵。可以说部队生活是我人生最大的新起点,一切从零开始。天生好求上进的我,面对当初艰难困苦的环境和条件,不知疲倦的一心扑在工作上。组织上先后两次选送我到支队的教导队学习深造,使我从普通一兵成长为基层干部。

记得1971年3月7日,我在1中队当中队长时,和同样负责掘进的4中队,在井下北翼运输大巷里一南一北背靠背施工。一次白班上午9点多,4中队工作面由于地质原因发生了冒顶事故。由于我们工作面相距最近,我和本队韩技术员第一时间赶去现场组织抢救人员。记得当天随后赶到井下来的刘本正工程师还被砸伤了头部,随我过去的韩技术员腿被砸骨折,就连大队部机关人员也下井参加了抢救。当时由于条件限制大家只能用手往外扒岩石寻找伤者。经过指战员连续奋战到后半夜才清理完现场,后经医护人员尽力抢救,但除伤者外还是有4名战士相继牺牲,其中就有我熟悉的四川省泸县石龙乡入伍的战士葛龙生。记得闻讯赶到事故现场的41支队首长也当场落泪!

还有一次也就是在矿井移交之前,北二采区发生了大冒顶,上边几乎要通天了。我当即挑选了8名经验丰富的“工改兵”入井,带领战士们,采取高架木垛、刹顶,下面砌碹后上面回填的措施,在没有一人受伤的前提下,终于平安闯过了难关,处理好冒顶现场,丝毫没有影响到矿井移交生产。

有一年。在大断面巷道掘进中,为了生产进度,部队开展了“大干红五月”会战。我带领全中队指战员,认真组织,精心施工。采取了快速掘进、超前支护、跟进砌碹等一系列措施,全月突破了100米大关。我为此荣立了三等功!

因为当时我身处矿井掘进一线,所以对煤矿这一特种行业的苦、累、艰险都深有体会。甚至有人形容:“矿工入井就是四块石头夹着一块肉。”当年的机械化程度远不比现在,施工中大都依靠人力去拼。吃苦耐劳、大干流汗,甚至流血牺牲就在所难免。记得1972年12月,负责火铺矿斜井施工的406大队7中队,施工中突遇煤层突出,巨大的冲击力导致15名官兵牺牲。41支队当即召集所属各大队中队长以上干部前去参加现场会,当时惨不忍睹的现场和沉痛的教训令我至今难忘!

抚今追昔,无论是参加贵州三线建设的9年时光,还是转战辽宁铁法矿区继续参加煤矿建设的日子,都为我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往事时常萦绕在我的心头,注定会终生难以忘怀!


02

我叫陈贵芳,祖籍河北景县连镇。1934年11月21日出生于辽宁抚顺。我初中毕业后相继就读于抚顺煤矿工业学校、北京矿业学院。1961年毕业后分配到辽宁省基本建设局第二工程处。1966年元月,作为当时煤炭部任命的为数不多的快速掘进队之一的201队,也就是我所在的掘进队,在当年“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感召下,受命成建制前往地处贵州省六枝的地宗矿支援,准备打移交前的歼灭战。

当时,我是201队副队长兼技术员。进入工作现场后就发现矿井地质条件非常不好,在不长的时间里我队就有一名工人在井下被落石砸中头部抢救无效死亡。但我们队凭借过硬的技术素质和工人们敢打硬仗的作风,和当地工友们一道经过努力,如期完成了各项生产任务,保证了矿井顺利移交。

地宗矿移交后,我们很快就接到了新的命令——支援盘县煤矿建设任务。到达盘县后,我们并入了组建不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第41支队402大队。当时,凡是政审合格符合条件的人员都直接“工改兵”成为了一名军人。我被分配到一区队一中队,任务仍然是负责井下掘进施工。几个月后,由于工作需要我被调到大队工程股(后改为团作战股)任主管技术员,主要分管井下掘进工程。当时的工程股,包括地质测量、工程计划与设计等技术人员60余人。后来我任股长,主管全处技术工作。

这期间有两件事让我记忆深刻。一是矿井井筒设施安装完毕,在试运行过程中出现了罐笼被卡问题。接到报告后,我带人立刻赶到井口。发现罐笼被卡位置在离井口几十米的位置,而当时井筒螺旋梯尚未安装护栏。我虽然有恐高症,但咬着牙也要下去实际观察被卡点。经过对被卡点的观察,跟我一起下去的老八级工心里也没底。因为如果贸然决定往上提罐笼,一旦重量超负荷,钢绳断裂罐笼下坠自然会砸坏井筒设施后果不堪设想。最后,我根据以往经验和现场状况,决定罐笼继续上提。只是采取了10公分一提的方法慢慢往上拉。结果罐笼一步一步地离开了被卡点安全上升到了井口,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但在爬螺旋梯升井时,由于没有护栏有恐高症的我身体往后一仰差点掉下去。是我身后的老工人伸手抱住了我才没出意外。升井后,我立刻编制施工措施,挑选施工人员,经过精心施工处理了隐患,保证了罐道畅通。

第二件事,就是在老屋基矿即将移交之前的检查中发现,由于地质变化造成井筒上部有可能出现错位的迹象。对此上级要求在短时间内进行处理,不得影响矿井移交 。面对井筒直径有限、人员施展不开、不能集中作战等种种困难,我们编制了先用横竖相交的钢箍固定后再喷浆的施工措施,采用“蚂蚁啃骨头”式的方法,换人不停工,全天候昼夜不间断作业。从而在保证安全生产的前提下,保质保量、提前完成了任务。确保了矿井按时移交生产。

另外在我记忆中,刚到贵州时我们感觉到条件和地处东北的辽宁没法比。我们初来时吃饭没有食堂,住的地方先是住帐篷,后来是篱笆糊泥巴的简易房,再后来是干打垒。虽然条件不好,但人的精神面貌都非常好、干劲足、没怨言、始终把完成生产任务放在第一位。我当工程股长时有一段时间大队没有工程师,我全权负责生产技术方面的工作,压力确实挺大。但上下都支持我,特别是当兵的听话,干活认真仔细,工作自然好开展,使我至今非常怀念那些难忘的岁月!

1976年4月,我随41支队最后一趟离开贵州的专列,和部分机关各部门及完成收尾任务的人员一道前往辽宁铁法矿区继续参加新井建设。直到1983年5月部队撤改集体“兵改工”,我任改编后的煤炭部第二建设公司副经理,二建公司与原铁法矿务局合并后我任副局长。

我今年虽然年过八旬,记忆力减退,很多往事都已淡忘,但在贵州10年之久的艰难岁月和参加铁法矿区建设的记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