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世纪60年代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战备的需要，中国于1964年开始了大规模的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国家在属于“三线”的13个省和自治区投入了2 052.68亿元巨资，超过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0%，史称“三线建设”。直至1980年，历时16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三线建设做出调整。该时期，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三线建设者与随迁家属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相继内迁，在中西部深山峡谷中建成1 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三线建设”不仅提升了中西部的工业水平，改变了中国生产力的布局，同时也留下了众多遗产。

1 三线建设及其建成环境述略

三线建设建成环境给人的印象多是山野中的大型厂矿企业，大烟囱、车间、厂房……还有比当地居住生活条件略好一点的职工宿舍（居住区）和比较齐全的服务生活配套，如职工俱乐部、篮球场、子弟学校、供销社等。此外，还有诸如成昆铁路（Chengdu-Kunming Railway）、焦柳铁路（Jiaozuo-Liuzhou Railway）等大规模基础建设以及这些大型建设改造自然留下的山河印迹。1972年5月31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关于加强基本建设管理的几项意见》，提出：建设项目的厂址选择，要贯彻执行靠山、近水、扎大营和搞小城镇的方针[1]。“靠山、分散、隐蔽、进洞”成为三线建设的布局选址和建成环境的基本特征。遵守该原则，三线建设厂矿单位大多选择在本不适合、甚至是极端用地的环境中进行生产与生活。尽管这种选址方针极易造成投资过大的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积累了极端恶劣条件下因地制宜的建设经验教训，是中国自我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实践典范，也是特殊时期群体生产生活方式及其形制的呈现。

三线建设是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按照公平主义和严格计划的原则而建设，以三线建设直接产生的攀枝花、六盘水、十堰等城市为代表，是科斯托夫（S.Kostof）提出经过规划设计或者“创造”出来的城市空间组织模式[2]，但不同的是它们又兼具“随机城市”的“地貌”特征。三线建设基于工业生产体系，依托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众多生产基地，并深刻影响区域城镇群落分布。厂矿院所等“单位”的空间功能模式，“一厂多点”的空间布局方式，建筑风格、结构及其材料等都代表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城乡聚落形态。此外，三线建设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节约建筑材料等低成本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体现了经济困难时期“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三线建设不仅对当地的城乡形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塑造了民众的生活方式，且伴随着市场化冲击仍保持着稳定的群体认同与文化关联。这些都构成了三线建设的建成环境内涵，成为形态学（Morphology）方法所描述的街区（block）、地块（plot）之外更重要的结构性联系（tissue），可从形态学、类型学维度展开建成环境研究[3]。

以形态类型学为基本方法的三线建成环境的研究层级和架构 

因此，我们旨在研究中国集体形制作为社会项目的构想及其所铸就的社会现实，以及这一被忽略的遗产在建筑和城市设计话语中的意义与应用。

2 三线建设的工业遗产及其基于工业考古学研究的可能

2.1 工业考古学之于三线建设研究

“三线建设”是国际冷战背景下，一项由中国中央政府开展的国家工程和工业迁移运动，不仅影响了全国的工业布局，也改变了中国生产力的布局，其建成遗产的主体当属工业遗产，包括众多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

英国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最早在19 世纪中期就开始重视工业遗产保护的议题。20世纪60年代资源稀缺时期，基于建立工业革命保护优先级与保护历史信息需求，工业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逐步在英国发展成熟[4-5]。其研究范畴不仅仅局限于工业技术及遗址本体，而主张将遗产研究置于广泛的社会变革中，更关注其所置身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变迁[6]。

工业考古学最早由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唐纳德·达德利（Donald Dudley）于20世纪50年代在口头上提出，其同事里克斯（Michael Rix）则于1955年在《史学爱好者》（Amateur Historian）杂志上首次在出版文献中使用这一术语，提出工业考古学是一门研究“由工业革命产生的早期遗存”的学科[7]。随着1968年英国成立伦敦工业考古学会（The Great London Industrial Archeology Society，简称“GLIAS”），1973年成立“工业考古协会”（Association for Industrial Archaeology，简称“AIA”），相关学术组织不断推进工业考古研究、促进工业历史遗存数据库的建立及记录、保护和出版标准的制定。随着工业考古的概念被主流接受，国际环境下其他国家工业考古组织与出版物也不断发展：1971年美国成立工业考古学会（Society of Industrial Archaeology，简称“SIA”）并主编发行《工业考古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Industrial Archeology，简称“IA”）,是目前工业考古的专业出版物。1998年由帕默·玛丽莲（Palmer Marilyn）与彼得·尼弗森（Peter Neaverson）合著的《工业考古原则与实践》一书系统梳理了工业考古的概念、原则、内容及工作方法，通过实例论证工业考古与工业景观、工业建筑、结构及机器等层级间的相互关联，建立系统的工业考古框架[8]。

遗产乃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物质或精神财富。考古通过探寻和获取古代人类社会的实物遗存，以及依据这些遗存来研究人类的历史。考古之于遗产虽是必然，但对此二者的认知都历经了从重视物质形态到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并重的转变，考古其实强调的是通过古代遗存所观察到的共同体。三线建设历史并不久远，甚至还与生活在当世的数代人密切相关，是一个打上时代烙印的社会群体——“共同体”的完整呈现。

考古之于工业亦是将工业置于广泛的社会变革的历史中，既探究其早期的工业遗存，更要揭示工业遗存与社会环境和现状的关系。“凡为工业活动所造建筑与结构、此类建筑与结构中所含工艺和工具及这类建筑与结构所处城镇与景观，以及其所有其他物质和非物质表现，均具备至关重要的意义”[9]。《下塔吉尔宪章》对工业遗产的定义反映了国际社会关于工业遗产的基本概念。工业遗产不局限于工业建筑，工业生产工艺及流程也构成工业遗产，尤其从考古学的角度，生产工艺就是工业考古的重要内容。而以工业生产和创业等精神构成非物质形态的（工业）遗产则是“共同体”的组成部分。

2.2 基于工业考古学视角的三线建设的遗产类型

从中国工业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看，整个三线建设的布局，尤其是为解决原材料及工业产品运输及技术人员流动，先导建设铁路、公路等基础建设，串联一系列的钢铁、石油、汽车等生产基地及军工业建造基地，构筑了交通大动脉，形成代表特殊政治时代与社会背景下的文化线路[10]。在区域层面，为沿线偏僻荒凉的县乡城镇带来发展机遇。其间诞生了一批规模庞大的新兴工业城市和城镇群，促进了城镇体系沿铁路线方向迅速演进。通过沿线的城市、乡镇间分工合作与紧密联系，带动了区域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上的全面腾飞和城市的跨越式发展，并持续至今，深刻影响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作为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重要案例，是重要的城乡建成遗产。

“三线建设”厂矿生产线代表了当时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准，是中国工业进程发展与行业变迁历史的重要见证。与同一时期，即20世纪50至70年代在中国的城市乡村大量出现的“单位”大院、研究院所、人民公社类似，生产了许多新的建筑类型及工业景观元素等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均是“三线建设”工业物质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类型学衍生自考古学，工业考古学的研究强调类型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考古学在工业遗产中的深入，也将是对建筑类型学的丰富。德国艺术家贝歇夫妇（Bernd & Hilla Becher）的工业考古类型学的摄影作品被赋予了学术的深度和气质，给人以启发。同时，因为技术的发展和生产的需要，逐渐出现或是引进了一些新的机械、新的工艺和新的产业，由此形成一地或一类工业/产业发展的历史，进而伴随出现的新建筑类型，又成为建筑历史的组成。

贝歇夫妇基于工业考古类型学的摄影作品 

对于三线建设研究的重心，不应局限于工业遗产的认知，也应延伸至广义的工业遗产，包括工艺流程、生产技能和与其相关的文化表现形式。工艺流程和组织方式形成了工业建筑鲜明的功能主义的特点，反映出厂区布局甚至厂房不同类型受工业生产及工艺流程的影响。在三线建设的大型厂矿都可见到如荷兰鹿特丹的范内勒工厂（Van Nelle Factory）那般的景象：各种凸显功能性的厂房、附属建筑和服务设施等都是建筑类型学上的研究素材。当剔除这些建筑或构筑物或地域、或材料技术上的差异“变体”，使其呈现出明确的原型特征，成为某类工业建筑在那个时代的典型表征。同时其材料的具体使用、特有的形式语言也是形态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六盘水汪家寨煤矿300电厂、六盘水钢厂与荷兰鹿特丹范内勒工厂

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建筑对于建设者以及长期在此生产（包括生活）的人们来说，又构成了“三线人”的集体记忆，成为嵌入其中的精神附加。还有普通三线人当时在特殊时代下的日常生活与生命轨迹，其记忆、口传和习惯等都属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也是亟待关注的重点。内容可谓涵盖了从工艺史到工业史，从企业史到国家史。三线建设时期的号召和当时的制度环境，也因为工业的集约化，决定了三线建设的集体性质，三线人按照公平的原则享受单位的“福利”，过着集体生活，形成了相当具有时代特点的生活模式和集体文化。还有当年的建造工艺，本是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的一种传统施工工艺——“干打垒”（夯土），最终成为一种几乎与延安精神相提并论的“干打垒精神”，进而引发全国的建筑设计方针大讨论①。因此，三线建设不仅是中国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行业（尤其是重工业等）变迁的重要见证，工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重要表征，在具体层面，也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特殊城市及其变迁，是中国现代主义风格建筑的集中体现，“反映一项独有或至少特别的现存或已消失的文化传统或文明”，当属中国的现代遗产②（表1）。

表1 三线建设遗产类型 

干打垒老照片与现存建筑

部分刊发在《建筑学报》中关于“干打垒”的文章

2.3 工业考古学视角的三线建设遗产研究路线

从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几个层面均决定了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实践等都需以价值为中心（values-centered preservation）。文化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它是从具有包容性的观念认识中生发出来的：它不仅包含所有广义上定义的艺术、宗教以及传统习俗，还包括当代“共同生活的各种方式”（ways of living together) ，如市场关系、大众媒体、政治体制等。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文化是一个过程，遗产价值具有多样性，所以价值分析也应该成为三线建设遗产研究的重要方法和路线。这样能“给予场所的文化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lace ) 及其变化以极大的优先考虑”[11]。

在研究方法上，工业考古学利用类型学及地层学等考古学理论对建筑历史痕迹进行观察和分析。通过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法，对现存遗址、遗物、史料（包括照片、文字记载）进行调研、收集、分类，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归纳与评估。使用所有可得证据研究遗存形态变化过程、演变规律，以重建空间发展序列，重建一段已消逝的人类工业生活[12]。

三线建设厂矿单位大部分研究对象、物理证据仍在使用中或以其他形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一些工业遗存的相关建设者、使用者等也还健在。因此，对相关亲历者记忆、口传与习惯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的口述历史、问卷调查等公众参与书写历史也是重要的方法。

彼得·尼弗森也强调，工业考古学“最典型的特征就是需要在不同背景的专业人士和业余爱好者的共同参与下，建构一个关于人类社会工业活动的完整历史”。由此，工业考古学需要将多重工业遗存物证按类型置于相关联的社会历史史实脉络下进行综合性研究（表2）。

表2. 工业考古学视角的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研究框架

3 三线铁路建设：一种文化线路遗产与工业考古

铁路作为一种线性文化遗产，既是各种其他类型工业遗产如厂房在空间上的廊道式联系，又在时间层面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是工业遗产的重要组成分支，具有工业遗产的特征。铁路文化遗产中的物质类遗产包括车站建筑、辅助建筑、构筑物、涵洞桥梁等，而非物质类遗产在铁路工业中是指工业文化遗产与工业技术遗产[13]。因此，加强铁路遗产的保护利用对于完善整个工业遗产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西南地区的交通动脉——成昆铁路

以“备战导向”为核心的三线建设在优先发展“铁路和国防科技工业”的前提下，重点发展能源、原材料、机械等重工业和交通运输通讯业。同时出于安全和应对大规模战争的考虑，执行“靠山、分散、隐蔽、进洞”的原则。因此，如何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布局关联性极强的企业成为当时选址的关键因素，而依托铁路线成为各企业的首选。铁道部经过调查研究与综合规划，提出“三线一机”铁路会站，总投资超过140亿元，完成包括川黔线、贵昆线、焦柳线等10条铁路干线的建设，同时串联西北、中南和华南地区，构筑了全国三线建设铁路交通网络，沿线串联一系列三线建设生产及建造基地。以焦柳铁路为例，其贯彻中部的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形成了以洛阳、南阳、襄樊为中心的豫西、鄂西兵器工业基地，以宜昌为中心的船舶工业科研生产基地。这些基地与车站、城镇、铁路形成了一个线性化分布、整体关联的文化特征样本，是三线建设历史动态记忆的物质载体，代表着特定时期人群的迁徙与流动，共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线路”③遗产。

全国三线建设干线铁路分布示意图

三线建设的成昆铁路、焦柳铁路跨越省份，串联起各种生产基地，使内陆广大中西部地区同国家铁路体系连为一体，也是不同地方人员流动、文化沟通的桥梁。目前中国铁路遗产保护主要以中东铁路、滇越铁路等跨境铁路为主，其文化传播的作用凸显，文化线路的遗产价值明显。从工业考古的视角，分析现存焦柳铁路沿线物质性的工业遗迹、遗物的状况和特点，判断其工业遗产价值。

为实现三线建设相关铁路遗产保护和沿线城乡空间更新的双重目标，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应建立在对场地环境特征充分认知的基础上，合理界定具有重新利用条件的空间，厘清历史脉络和整体风貌，以线带面，以更新促保护。三线建设的铁路沿线虽然集聚了大量三线建设的厂矿院所，铁路本身也是重要的遗存，它们与周边的自然环境等共同构成了其文化线路遗产。但是铁路里程长，周边范围广，相比之下其工业遗产集群度较低。工业遗产的集群度是影响工业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

4 生产工艺与空间形态及其变迁：以三线建设时期十堰市第二汽车制造厂建设为例

三线建设工业遗存不是简单的空间组合，而是工业生产工艺与社会组织的媒介，在生产水平、技艺、运输体系、社会环境、经济条件、自然条件等综合影响下的表达形式。以第二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二汽”）为例，其建成直接催生了十堰市的诞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汽车工业沿海分布的格局，促进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其丰富的建成遗产较一般三线企业不同，由于人类活动一直在不断地利用与改造这片土地，从而使得资源、人类活动、人工设施、土地利用、社区和管理体制等不断交融演化，形成了多样的文化景观环境。十堰市作为平原到高山的浅山过渡带，土丘连绵，地形较为复杂，其在实践中采用“工厂分散，一厂一沟”的布局模式。基于工业考古学视角，工业遗存的形成与生产工艺、社会生活、自然地理、交通设施等要素密切相关，正是各种要素的影响，使得具有地域特色的空间环境在人类活动与自然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形成了。

4.1 汽车生产工艺要求：集中与分散

4.1.1 集中布局，节约成本，限制灵活性

由于汽车工业的复杂性，苏联汽车厂以建一个大厂生产一个汽车品种的模式为主，与美国福特公司里维里其（River Ridge）和意大利的菲亚特等公司的生产模式相仿，通过集约布局，十几个专业厂集中布局在一个大院内，方便生活生产，但用地缺乏弹性，厂社后期扩展受限[14]。此外，单一厂区布局无法在车辆从毛坯到加工、加工到装配生产全过程采用机械化自动运输，这种布局，限制了各专业发展的灵活性与机动性，并且在后期面对更大市场资源时，因为受限于规模与产品类型，再扩展空间条件受限，难以转型调整。

4.1.2 分散布局，基建成本增加，有利备战

随着认识的增加，专业分散布局逐渐被汽车生产领域所接受，且在三线建设时期，不建集中城市是当时建设的基本原则，因此，分散布局更有利于备战。同时，通过专业厂的分离，实现了地区之间的专业化发展模式，但这种模式在前期会导致成本的上升。十堰市第一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一汽”）的建设就有大院内生产后，将标准件、车轮、钢板弹簧等厂都分散到外地的经历。因此，对于汽车生产工艺而言，并不是简单的集中或者分散，而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决定的。

4.2 汽车生产工艺要求下的空间形态布局解析

二汽的空间布局首先是要满足工业产品的需求，其生产设计能力是一汽的33倍，有5万多名职工。大规模建设始于1969年，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通过老厂包建新厂的方式开始选址与筹建工作。与一汽不同，二汽采取了“按工艺分组，按地形分片”的原则进行分散布局，将24个专业厂按“毛坯—加工—装配—产品总成”基本封闭的生产流程，分为“发动机片、底盘片、总装冲压片和后方生产片四个组，分别对应花果、茅箭、张湾、红卫四个片”[15]。从而以总装厂为中心，其他三个组团围绕总装厂分布，间隔约5 km，通过铁路、老白公路等进行交通联系，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总体格局。四个组团内部工业都是围绕组团主要功能进行考虑的，如发动机片，以生产发动机、变速箱、分动箱、取力箱总成为主，有发动机厂、铸造一厂、化油器厂和轴瓦厂，所需要的毛坯和零部件，75%是片内各厂提供的。底盘片类似，80%来自本片区供应。而后方生产片区，由于运输量不大、产品类型丰富、独立性强，所以布局相对分散。这种基于工艺流程设置的空间布局，同时考虑了“备战分散、浅丘地形、专业协调”等方面的因素，有利于形成专业化程度较高的生产工艺与产品换型升级所需的弹性场地空间。

二汽生产片区分布示意图

梳理十堰市的发展历程，1965年十堰市所在区域还是一片农村，非农人口不到1 000人，到1985年已发展成20万人口的城市，建成区面积18 km²，工业总产值30亿元。十堰在二汽巨大的建设投入下，从一个小农村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城市，与传统城镇依托农业缓慢发展的模式有着本质区别，是工业文明的典型代表，城市形态至今仍受到汽车生产工艺流程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十堰市城市形态变迁

4.3 空间形态与自然地形结合的智慧

二汽设计三个车型，年产量10万辆，在24个专业厂中，有18个厂是直接生产零部件和总成的厂，其工序流水作业，连续性强，需要上下道工序保持联系。如锻造厂工艺“备料—锻压—热处理—清校”，如果分散建厂，必然影响连续性。如果集中建设又受到地形限制，土方工程量大，而且容易破坏自然环境。因此，结合地形条件和工艺要求，在不同的山沟内形成不同的布局模式，如适合运输量不大，各车间联系较少的顺沟串联模式；适合需要集中布局，同时又需要避免相互干扰的岔沟集中放射式；适合需要独立空间的生产设备，分散布局，安全可靠的沟内分散模式。分散在山沟的企业通过老白公路与襄渝铁路连接线串联起来，从而实现了对内联系网络与对外扩散通道。在低经济干扰下适应了自然地形的同时，也实现了备战隐藏的效果，使得人工环境与自然融为一体。一方面，这种通过较长时期且具历史感、文脉性的工业遗产无疑为塑造城乡日常文化景观地域特征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城市文化景观系统同样需要更多本土化的表达及创新性的景观意象。无疑，三线建设作为人与自然交互影响下形成的具有地域特征的工业遗产，是中国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地共生的一个重要样本。对其遗产价值的研究，可以拓宽建筑学、工业遗产领域本身，并提供了从更广泛的文化景观遗产维度考虑其保护与更新的思路与可能性。

厂房与自然地形关系图

5 建筑与工业景观的类型学考古

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遗存作为一个整体景观构架中的一部分，具有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独特的体量、形式和专有设施，使其具有了工业机械美学的特征。在工业考古中，工业景观的分析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步骤：首先，确定厂矿选址缘由；其次，阐释时间维度下工业景观的变迁过程；最后，调研工业景观空间维度下各组织部分间与整体工业景观及外部组织环境发展模式、交通系统的城乡布局、厂地关系、厂居模式等空间关系。

三线建设企业具备完整的社会功能，这样的小社会里包含了住宅、礼堂、露天剧场、公园、运动场、医院、学校、粮油站、食堂、招待所、商场、消防站、公安局、银行、办公楼、游泳池、小游园、雕塑等生活要素，因而其建筑景观类型极为丰富，且形成相对统一的模式。具体从建筑景观维度可将其分为四类：生活建筑、生产建筑、园林景观与工业景观。生活建筑是厂区最为丰富的一类建筑群，是为职工提供各种生活服务以及进行公共活动的地方，包括俱乐部、食堂、供销社、学校、医院、住宅和单身宿舍等建筑，是厂区生活交往的主要空间。生产建筑是指为生产服务的建构筑物，具体为车间、仓库、附属配套、办公等建筑。园林景观多灵活布置，且多设置在生活区，便于居民使用，也有部分设置在办公楼前方空地，且多布置亭子。部分景园建筑和小品的设计精到，令人啧啧称赞，如重庆816 生活区的几处小游园。工业景观内涵丰富，由于不同厂区的产业类型不同，在工业设备方面有较大区别，如钢铁、煤炭等类型的企业多遗留大量户外生产管线设备，抑或体型巨大的高炉、油罐。而轻工业类型企业多以精致小巧的厂房为主，并且依山就势形成工业文明与自然农耕的景观交融，形成极具时代特色的大地景观和遗产景观。

三线建设的各类建筑的形态

（a）重庆816厂消防站（b）重庆816厂邮局（c）宜都288厂医院（d）云南机器三厂商店（e）国营万山机器制造厂幼儿园（f）宜都238厂技工学校（g）宜都238厂电影放映室（h）宜都238厂殡仪馆（i）宜都238厂单身宿舍

三线建设的建筑和景观类型

上述生产建筑与工业景观均为工业遗产的直接组成，而生活建筑和园林景观则属于“用于居住、宗教崇拜或教育等和工业相关的社会活动场所”④。三线建设时期建筑和工业景观总体布局多是顺应地形山势灵活布置，形态丰富不拘泥，多线性的空间分布和表达。在形态上也投射出当时的建筑思潮。建国初期，伴随着苏联对华援助项目带来了苏联社会主义建筑理论与设计思想，即反对“世界主义”“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主张寻求“民族形式”和“古典主义”。此时的建筑多为杂糅了诸多中式元素的古典主义建筑。随后经历了苏联取消对华援助和三年自然灾害，拮据的经济条件又导致设计和施工中的“低标准”。政策上则经历了1957年的“九六之争”，1960年的“三年不搞城市规划”，1964年的“设计革命”等，此时的建筑设计中又蕴含了诸多隐喻和象征，产生了所谓的“政治建筑”，以及影响深远的“适用，经济，在可能的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建筑方针。三线建设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展开建设的，其建筑景观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同时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与经济文化价值，将丰富中国工业遗产的内涵。

6 精神价值与记忆遗产：口述史与档案文献

《下塔吉尔宪章》关于工业遗产的定义、内容及意义中都强调研究工作中的物质与非物质成分。与国际研究工作相比，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工业进程中非物质成分的记录与研究。三线建设及其主体工业遗产的非物质成分主要表现在其生产工艺的科学价值、建设工程的精神价值与记忆遗产等，“艰苦创业、勇于创新、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三线精神[16]是民族精神、奋斗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其作为建国初期社会主义中国城乡的规划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均通过半自治的集体形制（Collective Forms）实现[17]，从单位制中去理解“企业办社会、集体化生活”的形态，窥探单位内部相对独立、相对封闭、自我平衡的社区[18]，这为深刻理解中国集体化时代的三线人以及三线建设遗产提供启示。

6.1 三线建设与口述史

口述史在方法论上运用访谈、叙事、录音等方式，对受访者的口述材料进行整理，在文字转换过程中力求使口述者对当时的历史情境进行再现，可以说是“构建或复原历史原貌的重要史料文本的一种科学方法”[19]。三线建设贯穿于中国三个五年计划的国民建设中，凝聚着几代三线人的锦瑟年华，熔铸了一部共和国的创业奋斗历史，更是时代的记忆[20]。作为一段重要的社会历史，三线建设与集体主义、家国情怀、地方与时代记忆、身份的建构与认同等相关，涉及传统的重构、意义再生的问题，同时也承担了三线建设历史文化延续的功能。“三线一代经历者”慢慢老去，其集体记忆亟待进行抢救性的整理和保护，一方面通过口述记忆还原当时社会环境中的事件过程；另一方面在还原历史的过程中被访者以情感为主导，这就造成了对当时社会的某种意义的重塑。

笔者对经历二汽建设的几位亲历者进行了访谈，林登义老先生回忆，1969年他就来到了十堰102三公司一工程处二级点，那时的他们是没有什么时间概念，一天干二十四小时，很辛苦，早上伴随着大喇叭的广播起床吃饭，齐刷刷地赶向工厂。三八红旗手秦秀兰回忆，“那个年代的女工人更是不容易，爬高、体力活、样样都要干，也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面临骨肉分离之痛，后来有了托儿所和子弟学校，厂区和生活区连成一片，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厂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小社会”。14岁子承父业参加三线建设的魏巍老师总结102三线建设精神道，“家国情怀，英雄史观，时代工匠，信仰如山”。

笔者口述访谈现场

三线建设规模之宏大，建设历程之艰辛，决策者之气魄，建设者之勇敢，令人十分震撼，对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进行深入考察和研究对于后人加深对国家历史的理解显得十分重要，被埋没的三线建设亲历者英勇建设的故事也应该向社会发声。通过口述历史，可以为三线建设亲历者收录保留他们鲜活的记忆，记录这段即将被尘封的往事，也是全面了解新中国70年工业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都具有社会学、历史学、建筑学、人类学上的意义和价值。

6.2 三线建设与文献档案

三线建设档案作为记忆遗产的重要类型，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三线建设伊始，中国相关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在三线建设实施、脱险调迁时期所形成的各种类型和载体的资料，包括档案文献资料、民间文献资料、影像资料等，都构成了三线建设的档案文献遗产。

档案资料类型

三线建设档案数量巨大、内容罕见，以宜都市为例，其馆藏焦柳铁路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档案就有1 060卷，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焦柳铁路自身三线建设的工业遗产档案资料，有142卷；另一部分是焦柳铁路沿线三线建设的工业遗产档案资料，有918卷[21]。过去由于三线建设保密的需要，许多工业项目都是以代码命名，并且鲜为人知。2005年三线建设脱险调迁完成，部分档案开始逐渐对外开放，大家才慢慢知道原来在20世纪中国还经历过这样一段艰苦奋斗的历史。且这些档案文献涉及的都是高精尖技术，内容极为罕见。当前，三线企业工业废弃，土地变卖，档案文献存档遭受了毁灭性打击，许多档案被遗弃在废弃的工厂内。笔者团队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许多三线建设档案或者在企业搬迁过程中被遗弃，或者位于企业档案馆但疏于保护，由于时间久远而遭到破坏。因此，及时抢救三线建设档案，并将其电子化、数据库化极为迫切与必要。对三线建设档案文献的遗产化则更是迫在眉睫，意义重大。

7 结语

三线建设规模宏大而神秘，在中国工业史上具有多重标志性的意义。保护三线建设时期从发生到发展历程中的相关历史、社会、经济、技术背景的物质与非物质明证，将三线建设置于中国近代工业时期人类行为的变化与延续脉络中，不仅具有历史意义，更具有人类文化学意义。三线建设及其遗存和遗产在新时期将何去何从？不仅关系到这些地区的亿万群众和成千上万的企业，而且关涉全局意义及更深层次上的国家经济战略和城乡治理等重大问题，与城乡统筹、乡村振兴、民生改善与发展、三线精神传承、集体记忆保护等密切相关。

（图表来源：图表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