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四川广安：中国三线精神发源地的演进、构建与启示
三线建设遗产是新型工业文化遗产研究的新课题。如何加强品牌建设、提升利用价值，对三线研究与遗产保护提出了更新、更紧迫的要求。在三线建设初期，四川广安经验率先在全国得到推广，成为中国三线精神发源地；在三线建设遗产利用时期，广安实践又为全国三线建设遗产价值品牌提供了启示，值得再次探讨研究。
一、三线建设遗产价值的特殊意义
（一）历史价值：新中国“军事工业化”的重要遗产和时代见证物
三线建设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期极其严峻的国际形势和现状脆弱的国内条件下，以反侵略备战为目的的“军事工业化”系统工程，是“战备形势紧迫”和“计划经济运作模式”等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其军事、政治、经济、历史意义与其他工业化进程截然不同，它所反映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状态都具有那个时代鲜明的特色与风貌。三线建设刚过去不久，三线遗产成了离我们最近的工业遗产，既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极具个性化特征的时代见证物，又是中国后工业化时期极具昭示意义的历史教科书。
（二）社会价值：三线情感凝聚地和社会正能量教育的直观载体
三线建设遗产包括大、小三线两大运作体系，是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工人、干部、解放军、知识分子和建设初期大量参与基建的农民工等一代中国人特殊时期生产生活的记载物。参与者占了当时六亿多国民人口中相当大的比例。三线建设者在极其艰苦的生活、工作环境中，用很少的投资、简陋的技术设备，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工业奇迹。这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拼搏奉献的精神，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都是一笔值得继续传承的精神财富。有位领导同志在谈到三线建设时曾说：“在当时困难的政治、经济、自然条件下，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所表现出的艰苦奋斗精神，也是永远值得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江泽民同志曾题词：“让三线建设者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
对三线人和他们的子女而言，三线工业遗产是他们青春的记忆、情感的凝聚，承载着他们捍卫和平、爱党报国、拼搏奉献、为国争光的激情与梦想，是三线家人们灵魂认同感和情感归属感的基础。原永光仪器厂（398厂）的几位老职工在回到广安三线工业遗产陈列馆参观时，见物忆情，感慨颇多，曾一度泪流满面。
对当代社会人来说，三线工业遗产成为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最近的历史文化象征。透视内涵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向人们传达精神和情感的特殊意义，营造独特的教育环境，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和继续改革奋斗教育以及自我革命教育提供了直观环境，既具有重要的社会情感价值和文化教育价值，又具有重要的现实针对性和灵魂震撼力。
（三）经济价值：一批深山老林中的人文旅游资源富矿
三线建设遗产大多地处远离沿海沿边地区的深山老林、山清水秀的环境中，身居幽角，曲径环绕，自然环境、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独特，隐藏着中国特色的工业文化遗迹资源和人文风貌。但这些往往又是交通与信息闭塞的经济贫困地区，是当今国家扶贫攻坚的重点。其突出的特点是三线建设时期建筑物较大的空间和体量，“村落式”的厂房布局、朴实的建造风格、独特的时代标语等，都成为现代都市生活中不能见到的特殊景致，能够触发现代人的旅游向往和情感回归。因此，整合和打造这些资源，结合当代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红色旅游、遗址博物馆和山村文化等项目开发，必然为三线遗产及其地域经济带来增值，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经济潜力大，受益时间久。
（四）文献价值：珍贵的原汁原味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在三线建设遗产中，硬件实物支撑固然重要，但是有一类很重要的遗产往往被忽视，那就是文书档案。有些三线企业在产权转让、搬迁外地的过程中，遗失了不少文字档案资料，这是令人痛惜的。但是，现在还有条件尽可能地收集各类厂史资料、档案文书、信件奖状和粮票、布票、煤票、洗澡票等三线遗产的文字碎片，它们仍然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同时，对三线职工和三线建设参与者以及三线研究者中重要人物口述史的记录整理、录音录像包括工作生活用品等，亦是不可再生的历史佐证资料，具有相当高的文献研究价值。这些文献资料反映了当时的军事任务和人物事件，记录了使用的科技材料和人为动态，还记载了许多非物质的文化要素，例如备战氛围、党政体制、结构变迁、文化要素、经济规模，包括人员组织形式生产管理流程、政治思想取向、生活方式状态等方面，尤其是民俗融合、方言区别、穿戴特征、住房格局等，为后世研究保留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二、三线建设遗产价值品牌建设的重要性
纵观四川、重庆、贵州、陕西、甘肃、湖北、山东等地的三线建设遗产价值及其品牌建设，其重要性蕴含着四个基本方面：
1. 长期性：三线建设品牌本身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一是与人性、人格、人文相联系；二是与国家、民族、政权相联系；三是与和平、建设、发展相联系。因此，三线建设遗产价值品牌的建设，将在一定历史时期中长期存在。
2. 普遍性：三线建设及其遗产价值品牌所具有的基本精髓，是与社会各个时代的主旋律相通的，而且是基本一致的，例如任何国家都会提倡的爱国、奋斗、团结、协作、拼搏、奉献等要素，因而在精神本质上具有普遍性。当然，各地的表现形式要从实际出发，突出特色，不能千篇一律。
3. 独特性：三线建设及其遗产价值品牌今后不可能有相同的第二次，即使有，也将是另一码事。因此，三线建设及其遗产价值品牌在中国是唯一的，在世界是唯一的，在今后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也将是唯一的。由此可见，三线建设遗产价值品牌具有永久的独特性。
4. 拓展性：三线建设及其价值品牌建设内涵丰富，囊括很多社会学科和工程项目，拓展创新性强，能与时俱进地产生很多东西，历久弥新。例如上海大学徐有威教授等人整理和出版的小三线口述史资料专著，形成了小三线品牌的规模优势，为山东改编拍摄成电影《崮上情天》创造了条件。
三、广安：中国三线精神发源地品牌演进的历史沿革
（一）广安国家五机部直属的明光、华光两厂创造的五条经验，是当时全国三线建设系统的两面红旗，也是全国三线精神内容的雏形
1. “厂社结合”经验
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下，为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和道路问题，把未来的工农业关系放在修建军工厂时工农业体制的融合创新上考察，形成新型的工农业并举、厂社结合的运行机制。1965年夏季，西南局和四川省、重庆市以及广安县抽调4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队，连同参与当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抓好新建三线企业厂社结合等试点工作。
明光厂与所在地双河人民公社实行“厂社结合”后，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由中共明光厂现场党委书记李镜海兼任，公社原党委书记为第二书记，形成运行一体化模式，统筹协调解决工、农业规划和发展问题。公社所属学校、医院、供销社等企事业单位一并划转。广安县和明光厂对双河人民公社实行双重领导管理体制，以厂为主，合理分工，各有侧重。财务管理体制不变，仍然实行独立核算，等价交换，不搞一平二调。农忙时期，工厂派几百个工人帮助农民收割小麦、栽秧打谷；农闲时期，农村则抽调几百个农民工支援工厂基本建设挖土方。这种新体制首先解决了农时用工和三线企业基建用工“燃眉之急”的双重矛盾。遵照西南三线建委主任李井泉的指示，还将境内四川省属省林业厅管辖的国有林地三千亩划归明光厂及双河乡管辖。灾荒时节，广安县在分配国家供应救济口粮时，也给双河、天池两个公社多分上万斤，让这里的农民吃饱饭以支持军工厂建设。所属农村的电灯照明、水利设施、打米磨面、政治夜校扫盲、业余技校讲农业实用技术，包括担潲水喂猪、厕所粪水供肥等，都由工厂出钱派人帮助搞好，让农民得实惠，使农民拥护办军工厂，以便打起仗来更好地支援前线。试行一段时间后，效果很好，军工厂、地方老百姓和上级部门三方满意。
2. “干打垒”经验
在国家经济困难而又不得不大量花钱备战的特殊情况下，为了节约投资和节省时间，以及缩短与农民住房的差距，需要多快好省地建设军工厂。1965年秋季，五机部副部长朱光在天池老街看到一栋三层土墙楼，经100多年日晒雨淋至今不垮，受到启发，发出具体指示，在华光厂党委书记周万松和明光厂党委书记李镜海的带领下，不等不靠，提前先上，因地制宜地利用华蓥山的黏土、石子和竹子做筋，加入石灰水搅拌，夯筑成土墙，盖茅草或砖瓦修筑成职工宿舍，俗称“干打垒”。每平方米的成本被控制在30元以下。华光厂接连修建了三栋不同规格的“干打垒”职工宿舍作为样板，既解决了多快好省建新厂房的成本难题和速度难题，又解决了上千人突然涌入华蓥山造成的冬季寒天的住房难题，还巧合了一旦打起仗来丟掉也不可惜的设想。这就是在全国三线建设系统推广的、著名的“干打垒经验”。
3. “技工带民工”经验
在三线建设初期，全国各地都要上建设项目，都要争抢专业施工队伍，特别是技工数量缺口大，成为当时的一道难题。因此，广安县委、县人委积极配合工厂另辟蹊径，组织农村中土匠、石匠、铁匠、盖房匠等“五匠”人员，抽调广安县建筑公司业务骨干，在国家专业建筑队伍的指导下，采取少量技工带民工的现场练兵办法，令专业技艺水平显著提升，使工期速度加快，质量不断提高，国家五机部首先在全系统新建企业中推广。《明光厂厂史》记载了建厂期间“技工带民工”的成效：“三通一平”阶段，28个技工带974个民工；主体施工阶段，250个技工带954个民工；内部安装阶段，282个技工带971个民工。
4. “亦工亦农”经验
“亦工亦农”是针对老厂职工隐形问题多的现状，而对新建厂实行的劳动制度的重大改革，包括两种形式：一是临时季节工；二是定期轮换工。轮换工的时间一般普通工是两至三年，技工三至五年，少数复杂工种五至七年。轮换工来源首先是实行厂社结合的公社，不能满足需要时，同当地县委商量，确定劳动力协作区，固定劳动关系。明光、华光两厂都先后招收过200多名轮换工，经过培训和实践锻炼后，很多人成为生产技术骨干，也给农村增加了经济收入。
经过两年的推广，四川省“亦工亦农”的工人队伍达到23万人。四川永川县花果山煤矿，两年来推广“亦工亦农”经验后效果很好，既提高了劳动生产率，1965年产值比1964年提高30.3%，成本则降低13%，又使老弱残工人得到妥善安置，减少了负担，还为农村培养了人才，增加了收入。
后来，明光厂的“亦工亦农”“轮换工”经验进入国家层面的军工企业招工劳动制度改革，经国家计委1966年发文在全国推广实行。其中，新分配给国家第五机械工业部系统1966年“亦工亦农”“轮换工”计划指标2300名。第五机械工业部具体分配给位于宜宾的四川国营川安化工厂招收“亦工亦农”“轮换工”计划指标200名。
5. “地方大力支持”经验
做好重点工程服务工作被列入广安县委日常工作之一。县委副书记、代县长石永寿先后兼任明光、华光两厂党委委员、现场指挥部副指挥长，在三线企业坚持“三不四要”（不占用良田好土、不搬迁农户、不拆迁农房；要支援农业用水、要支援农业用电要给农业生产供肥、要支持潲水喂猪）的原则下，地方上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地给地，一切服从修建三线企业的战备需要。一是抽调力量，成立六个专业小组，确定县委的驻厂代表武耀龙负责双河公社全面工作，一抓到底；二是做好组织教育工作，保证劳力上快、上足、上好；三是加强地方部门领导，保证沙、石、砖等地方材料及时供应；四是帮助解决住房、蔬菜等具体问题，保证一般生活物资供应；五是广泛开展爱国爱厂教育，消除群众顾虑，做到“四不三要”（不泄露国家机密、不打扰现场施工、不拿工地一砖一瓦、不提高分文物价；要支援国家建设要保护工厂安全、要增强工农团结）。当时的几年中，明光、华光两厂都没有修围墙，与当地农民形成了自然保护区，工厂没有丟失东西或出现不安全事故。
在中共南充地委、南充专区专员公署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下，南充专区成立常设机构支持重点建设办公室，做了很多具体的组织领导和协调工作。广安10个三线企业所在地的广安县、岳池县和武胜县都实行了同样的领导体制，组建了专业工作班子，抓好协调服务工作。南充专区没有三线企业的仪陇、南部、蓬安、营山、西充等县，也具体承担了支持重点企业的其他任务。
查阅《西南局三线建委1965年工作总结》可知，明光、华光两厂没有被列入1965年“歼灭战”项目之内，原计划1966年大量施工，由于他们采取了少数技工带民工、工农结合建新厂等新办法，明光厂提前三个月于1965年11月建成投产，节约投资6%左右。华光厂提前半年建成投产，节约投资15.3%。在三线建设初期，明光、华光两厂最早创造了先例，实现了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建成、当年出产品的“四个当年”，获得中央国防工业主管部门的肯定，成为两面红旗而闻名全国。加之当时全国轰轰烈烈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广安这五条经验也就在全国三线建设系统的政治大潮中得到了一并推广。
（二）全国三线建设学习推广“明光、华光两厂经验”的11条历史依据
1. 西南局派人总结经验并发文推广使用经验
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交政治部、中共中央西南局国防科工办、重庆市国防工业政治部、第五机械工业部重庆筹备处（后为西南兵工局）都把明光、华光两厂抢抓机遇、自创经验作为新建厂的典型引路来抓，指导解决建设中的导向性问题。1965年夏季，阎秀峰的秘书林凌（后任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和西南三线建委机械局军工处长孙世安等人到明光华光两厂和所在地双河、天池两公社进行蹲点调研，总结出“厂社结合”经验，主要包括“一结合”（厂社结合）、“二并举”（工、农业并举）、“三带”（带政治、带技术、带文化）、“四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固定工与临时工；两种教育制度——全日制与半工（农）半读；两种工资制度——固定工资与活工资；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系列经验，每一项都被细化成一套具体做法的工作手册，形成10项专业性的具体政策要求进行推广。后来，文章经过几次修改成为正式文件。
1965年8月4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发文，转发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建设指挥部关于“明光厂贯彻工农结合，加速新厂建设，促进农业生产的情况”的报告，既作为广安现场会第1号文件，又发西南局所属部门和有关建设单位学习贯彻执行。
2. 中央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388人在广安参加现场会
1965年9月18日—24日，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委、五机部、重庆地区常规兵器配套建设指挥部在广安县大礼堂召开“明光建厂现场会”。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二副主任阎秀峰、五机部副部长朱光、重庆市委书记、重庆地区常规兵器配套指挥部指挥长鲁大东等领导参加会议，中央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企业85个单位共388人参加了会议。时任中共明光厂党委书记李镜海和明光厂现场指挥部负责人的毕国定分别在会上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革命精神，实行工农并举，为多快好省地建设新厂而奋斗》和《发扬革命精神，以少量技工为骨干，充分发挥民工作用，提前完成建厂任务》为题，介绍了“工农并举、厂社结合”“技工带民工”的经验。中共广安县委副书记、代县长石永寿以《我们是怎样支援国家重点建设的》为题，介绍了“地方大力支持重点建设”的经验。会期六天，到会领导和代表都乘会议包车到明光厂、华光厂参观学习。会议主持人在总结时要求，要认真学习明光、华光两厂经验，加快三线建设步伐。
1966年3月和9月，西南局三线建委在成都锦江饭店先后两次召开西南三线建设工作会议，中央各部委和有关省市以及三线企业负责人参加了会议。明光厂李镜海、华光厂周万松、广安县委石永寿分别汇报了他们单位的做法和经验，会议充分肯定了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的政治运动中，明光厂、华光厂的“工农并举、厂社结合精神”“干打垒精神”，就是对延安精神的继承，就是三线人的革命精神，要求认真学习、大力推广。
会后，不仅西南局三线建设系统积极推广，而且四川全省地方一批老企业也掀起了学习明光华光两厂“工农并举、厂社结合”经验的高潮。南充地区农机厂、南充罐头厂与南充市清溪公社结合；南充石油汽车修理厂与南充市舞凤公社结合；南充丝二厂与南充市河东公社结合；天池煤矿与广安县瓦店公社结合。后来西南局三线建委总结说，工农结合建厂的形式，是毛主席伟大的人民战争思想在建设中的具体运用。
因此，明光厂和华光厂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三线建设系统最早的先进典型!
图1：1965年9月18日—24日，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委、第五机械工业部、重庆地区常规兵器配套建设指挥部，在广安县召开“明光建厂现场会”。图为阎秀峰、朱光、鲁大东等领导同志在主席台就坐。
图2：1965年9月18日—24日会议期间，五机部副部长朱光（前排左一）、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阎秀峰（前排左二）、中共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第三排左手拿风衣者）等领导同志来明光厂视察
3. 李井泉视察明光厂后说，明光厂树立了一面红旗，轰动全国
1965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李井泉，在五机部重庆地区筹建处副主任方线的陪同下到明光厂视察，他在座谈会上指出：“你们搞得很好，树立了一面红旗，轰动了全国。”
4. 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和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先后发文件全国推广明光、华光厂的经验
1965年10月25日和1966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和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先后分别向全国国防工业企业、事业单位发文件，内容分别是12页和22页，分别印发1751份和950份，系统介绍了明光厂和华光厂“突出政治，发扬革命精神，实行工农结合，加速新厂建设”经验和“干打垒”经验，在全国三线建设系统树立了两面红旗，使全国三线建设系统掀起学习和赶超“明光厂、华光厂”的热潮。由于保密的原因，原文还没有解密，但是完全可以说，全国国防工业企业、事业单位的“厂社结合”和“干打垒”工作，都是从华蓥山这里发源推广的。这是明光、华光厂经验逐步成长为中国三线精神发源地国家性最权威的历史依据之一、之二。
5. 中央有关部门派八一厂来明光、华光厂拍电影和慰问演出
1965年11月，中央有关部门派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来人到明光厂和华光厂拍摄新闻纪录片，片名为《工农结合办新厂》，在内部可放映两个多小时。同时，派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艺术家来明光厂和华光厂进行慰问演出，剧目为话剧《豹子湾战斗》。其性质相当于现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赴外地慰问演出。
6. 彭德怀到广安华蓥山明光、华光厂视察
1965年12月14日，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彭德怀，在五机部副部长朱光、西南三线建委副秘书长杨沛等领导的陪同下，视察了明光厂和华光厂以及华蓥岭安山“农业学大寨”现场，沿途作了很多指示，例如增加专业蔬菜队等。去现场的明光厂党委书记李镜海和华光厂党委书记周万松等领导分别进行了主题汇报。广安县委副书记石永寿和永兴区、桂兴区负责人易维高、曾远钊以及双河公社、天池公社负责人武耀龙、祝良秀分别陪同汇报。
图3：1965年12月14日，彭德怀视察明光厂在后山爬坡的照片
7. 明光厂的厂社结合经验，毛主席知道，周总理表扬，叫大家都来看
1966年1月11日，五机部副部长朱光到明光厂视察工作后，在该厂全体干部、共产党员大会做了有关厂社结合的报告，他说：“厂社结合，为什么这样重要，连毛主席都知道。最近，北京来电话说，周恩来总理开国务会，都讲了明光厂、华光厂搞‘厂社结合’‘干打垒’，而且叫大家都来看。厂社结合便于消灭三个差别，是建设社会主义一条光明大道。现在还在探索，经验方向是对的。毛主席都记得到明光厂。全国多少万个厂，为什么记得明光厂呢？因为你们走出了一个方向性的道路。搞厂社结合工农业都发展起来了，是一个好样板。”这是明光、华光厂经验逐步成长为中国三线精神发源地国家性最权威的历史依据之三、之四。
后来，全国到明光厂和华光厂参观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有全国劳动模范、知名作家等。中共广安县委副书记代县长石永寿还被劳动部通知到重庆成都、北京、济南等地汇报工作、传授经验。广安县双河、天池两公社党委负责人武耀龙、祝良秀也两次应邀到重庆、成都参加大会，做汇报发言。
8. 邓小平总书记对明光厂的厂社结合经验给予充分肯定
1965年11月22日，五机部副部长朱光到明光厂视察工作后，在西南三线建委召开的华光厂“干打垒”现场开始时在大会上做报告说：“厂社结合，不是厂社合一，统一领导，互相支援，所有制不变。明光厂开始搞出了成绩。前几天，我向小平总书记、富春、一波同志汇报。他们听了很感兴趣。邓小平总书记说：‘好嘛，不仅新厂这样搞，老厂也要这样搞，先试个点。’薄一波副总理说：‘过去搞工业与农民搞得很紧张，像这样就好了。过去老厂做了很多对不起农民的事，今后也做点好事换一换。’”
朱光接着说：“华光厂是做得很不错的（指“干打垒”试点工作）。但是思想问题也是很多的。西南局阎书记先后四次去华光厂，作了很多指示。西南局、重庆市委都派出工作组帮助工作。我们部里吕副主任也蹲在那里。”这是明光、华光厂经验逐步成长为中国三线精神发源地国家性最权威的历史依据之五、之六。
9. 华蓥市是中国三线建设第一个“工农并举、厂社结合”的城市
为了加强华蓥山核心区的厂社结合工作，为华蓥山境内的八个军工厂和其他中央、省、地、县的共计42个企业、5.8万人服务，1978年11月，经四川省委批准成立华云工农示范区，将广安、岳池两县16个公社和一个镇划出，作为厂社结合试验田的县级政权机构的辖区。1979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取消“示范”两字，设立华云工农区。1982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华云工农区，成立华蓥市。换言之，没有三线建设“厂社结合”试点的扩大和提升，就没有华蓥市。
四川省委非常重视“工农并举、厂社结合”试点的推广工作，在审批华云工农示范区时，还审批了达县地区白沙工农示范区和乐山地区金口河工农示范区的成立，分别为当地三线企业试点服务，使全省推广工农并举、厂社结合从行政领导体制方面走出一条新路子。
在三线建设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审查同意了西南局三线建委的规划报告，同时在中央文件中发出了“大力开发华蓥山煤田”的号召，可见华蓥山在中国三线建设历史中的地位之高。
10. 肖景林、林凌等重要当事人的回忆文章记述
原西南兵工局副局长肖景林在《艰苦创业忆当年》一文中写道：“1965年9月，西南三线建委和第五机械工业部在广安县召开了介绍明光厂和华光厂建厂经验交流会（亦称广安会议），推广这两个厂厂社结合、建‘干打垒’的经验。我（我当时是重庆南川564厂党委书记）和刘荣泽同志参加了会议。回厂后，我们立即召开了现场党委会与现场全体职工大会，传达学习贯彻‘广安会议’精神，要求职工发扬延安作风，学大庆‘干打垒’，学习明光、华光两厂大搞‘干打垒’的经验，不仅生活建筑搞‘干打垒’，而且工房建筑也搞‘干打垒’，以达到加快建厂速度，降低建筑造价，保证工程质量的目的。后来根据第五机械工业部重庆地区建设筹备处下发的降低建筑标准的暂行规定，现场党委提出了‘学两光、赶两光、超两光’的奋斗目标，并经过充分讨论，反复核实，拟定了在总概算的基础上，实现‘广安会议’后五机部确定的生活建筑面积每平方米造价不得超过30元的标准。”
原阎秀峰秘书、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林凌在《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一书《我所经历的三线建设》中写道：“在三线建设中，我直接参与过的、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几件事。一件事情是到华蓥山总结厂社结合的经验，三线建设期间有六个为大炮配套的光学仪器制造工厂在那里。我在华蓥山住了一个多月。根据西南局领导的指示，我把华蓥山厂社结合的做法写成了一个报告，经过几次修改，又形成了一个西南局的文件，发到各地推广，同时上报了中央。当时把四川三线建设创造的经验概括为李井泉的‘五本折子戏’，厂社结合就是其中一本。李井泉、阎秀峰同志还在那里开了现场会。”
11. 重要当事人、中国三线研究著名专家王春才题词肯定
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原国家计委三线调整办公室主任、著名作家王春才先生也多次莅临广安。2011年6月10日，王老先生在陈列馆开馆仪式上题词：“广安三线工业遗产陈列馆，走在全国三线文物保护前面，是第一家，有示范作用!”2015年5月7日，王春才老先生参观广安陈列馆后题词：“西南三线建设第一个先进典型现场会，一九六五年九月在广安召开，国家五机部的国营三三八厂、三○八厂是三线精神的发源地。”
（三）广安经验、“三线精神”在“四个历史阶段”和“两次高潮”中培育与升华
三线实践，产生三线经验；三线经验，升华为三线精神。
广安经验，是华光、明光两厂和广安其他八个三线企业以及广安市人民共同创造的；是在各级党政军机关指导推广下、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充分肯定的；是“三线精神”的发源和基础。经过40多年的不断发展，它逐步演绎、升华，被提炼归纳为“三线精神”。特别是广安经验具有原创性、系统性、指导性、效益性、发展性阶段性六个特点，为“三线精神”提供了核心支持。
“三线精神”是三线建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精神与物质的总和，凝聚着全国人民反侵略备战的力量和智慧，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的产物，具有国家性、时代性、真实性、感召性和启迪性五个基本特征，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
“三线精神”在广安乃至其他地区，都先后在建厂期间、军品生产、民品生产和调整改造与企业改制四段发展历程中，特别是涉及备战因素考验的1964年至1966年“第一次高潮”和1969年至1971年“第二次高潮”以后，不断培育、不断完善、不断升华。“三线精神”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1. 第一阶段“厂社结合精神”
“厂社结合精神”，就是工农业结合的精神，即三线企业与所在地人民公社结合，工农并举，互相支援，共同发展，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方向道路问题。明光厂从1964年底开始筹建起，就自发性地搞了厂社互相支持。因为工厂急需农民工帮助搞基建，农村“双抢”时节急需工厂来人帮助收割栽插。同时，为未来的战争需要，准备了融洽的工农关系即军民关系。后来在试点工作队的指导下，进行了提炼和系统化，总结为“厂社结合精神”，其经验推广辐射到全国三线建设系统。
2. 第二阶段“干打垒精神”
“干打垒精神”，就是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当时是国家贫穷，政治思想环境和行为准则要求是“先生产、后生活”，与帝国主义势力、修正主义势力和反动派争时间、抢速度，多快好省地完成三线建设任务。从1965年夏季华光厂开始筹建起，在试点工作队的督促要求下，就一直把非生产性建筑尤其是“干打垒”宿舍作为重要任务来完成，学习延安精神，学习大庆、大寨精神，艰苦奋斗，节约投资。在当时很多文件和领导讲话中，都要求发扬“干打垒精神”。后来，“干打垒”经验推广辐射全国三线建设系统。
3. 第三阶段“革命精神”
三线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等运动贯穿始终，主要是学雷锋、学王杰、学铁人王进喜、学大寨陈永贵等英雄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进入了很高的精神境界，很多三线企业建成了“大庆式企业”，焕发出冲天的革命干劲，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服务。在这些政治思想运动贯穿的三线建设中，各行业在学习“大庆精神”“大寨精神”后爆发出来的精神力量，统称“革命精神”。经查阅很多历史档案和当时的文件资料，三线建设工作中很长一段时间基本都采用“革命精神”的提法。
至于“三献精神”，即“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种说法在三线企业职工中较为普遍，流行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军品任务极少，特别是企业破产、人员下岗分流以后，事实上有几代人都在一个三线厂里，这种说法也是比较生动的。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著名三线研究专家陈东林老师认为，“三献”的说法，叫“三线情怀”是比较准确的。
4. 第四阶段“三线精神”
这个说法产生于21世纪初期。在三线建设期间，没有“三线精神”这个提法。后来经过改革开放的多年实践，加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项目细化，需要有个提纲挈领的东西来统一各种说法。早在2013年，中共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就把“三线精神”的内容写入了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广安历史》第二卷。我们建议，应从忠诚精神、创业精神、集体精神、拼搏精神、奉献精神五个方面进行归纳：（1）爱党爱国的忠诚精神，当时，社会主旋律和流行口号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安家”“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三线搞不好，毛主席睡不好觉”；（2）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3）团结协作的集体精神；（4）奋勇争先的拼搏精神；（5）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为了便于记忆，把“三线精神”简称为四句话、16个字：爱党爱国，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拼搏奉献。
由此可见，“三线精神”是与延安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的精神源泉，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和国家精神的组成部分!